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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们对许多现象还不很理解，然而他们却深深地感受到了。
正是由于他们紧紧地拥抱着现实，在可触的人物、事件身上，展开自己的想象，《5·19长镜头》《北京人》《公共汽车咏叹调》才显示出了真切、实惠、立竿见影的美学风貌。
另一些作家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民族文学的源泉，不可能是外部的动机，而仅仅是这个民族的世界观”
。
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观就是它的精神的本质，是像对真理的直接启示那样，在它诞生时就一起带来，包含着它的力量、生命的意义和一种本能的、内在的对世界的看法。”
他们经过了十年的重新思索（因“文革”
中断了这种思考，它的历史渊源，后面将论及），终于在一些偶然的个体的摸索中，共同自然而然地发现了：自己这个国度的几千年历史太过凝重了。
民族的个性不知从何时起就已定型，千百年无变化，反倒成了没有个性。
终日迷信自己的古文化而不求变更，反使这古老的文化失去了活力。
民族心理在这文化和历史的界定中缺少了鲜活的东西而变得麻木了。
他们又发现：民众（甚至包括自己），许多年来都生存在一个锁闭的空间之中，终日按部就班地活着，而实际上民族自身的活力在极为平淡的日子里悄无声息地凝固、僵化，甚至退化了。
固然这个民族不会变作一个古巴比伦，还在顽强地生存，然而却活得非常可怜乃至悲哀。
这种思索过后，他们变得冷静起来。
他们也饱受现实生活的灼烧，但却能瞅得机会跳将出来。
现实与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
他们发现了一条长卷，而历史则镶在其中。
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这转瞬即逝的现实和那悠悠的历史中间有那“剪不断，理还乱”
的缕缕牵连。
尤其是在目光落在刚有温饱的农民身上之后，他们感到慌乱不安。
八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像有魔法一样攫住了他们。
农民身上，历史的烙印太多了。
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深深地钳入他们的骨髓之中。
他们忠义、仁慈、善良、勤劳、超脱、坚韧，过得凄凄惨惨，却又乐乐呵呵。
他们笃信天命，却又为着什么默默地苦斗着……
面对着至今仍充满深刻矛盾的农民，这些作家开始了苦苦的寻觅。
他们深知，若是单纯地摹仿现实，即使达到十分的真实，与改变农民的现状又有何补！
这样的作品真实的上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虽然挺土气，但仍不见民族文化渗透的影子。
农民千百年来悲惨命运的“根”
扎在哪儿？民族文化的根源何在？贾平凹一下子找到了先秦。
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古代的哲人们在那个时候还是本来面目。
孔孟儒学还不是程朱理学解释的样子；老庄的修身做人之道、出世的思想，也不像几百年以后那样阴冷消沉。
他们就像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没到中世纪一样，有着勃勃的生机。
孔子积极的入世思想、素朴的民主观，和对人格精神的由衷的赞叹；老子的并非厌世的自我超脱；庄子那与身体有补的修身养性之道，无疑像初春的甘霖，哺育了中华民族。
贾平凹在当代的商州，发现了农民身上那种真正儒道思想的痕迹，饱含深情却又极有分寸地写出了那里的古朴而甜俗的人情美、民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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