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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莫言被文坛接纳时，他就表现出了与军队第二代作家完全不同的各种特征。
他的笔在伸入部队现实生活时所表现出的吝啬，落得个吃里爬外的名声也是“咎由自取”
。
当时的评论对他的这种弱点都忽略不计了。
实际上，在主观色彩十分浓烈的莫言，这种表现无疑表达了他对军队的一种态度，或许可以说，他的介入社会的方法是另外的一种。
朱苏进能把生孩子写得这样美丽，那是因为他首先思考的是生与死这个永恒的命题，是基于哲学上的思考受孕而生的婴儿，是要为哈姆雷特作出选择提供一些直感的依据。
莫言则像是仅仅依靠一个春日的奇梦，看见了我奶奶瑰丽的一死，所作的一幅临摹，它不承担什么，只是显示，它不祈求什么，只是诉说。
《轻轻地说》和《红高粱》，这两篇同时在1986年出现的作品，同出于军人之手，在创作之初，都已出现了截然不同。
我们无意去评判这两种创作途径的优劣，到了艺术大才那里，这本来就是殊途同归的。
朱苏进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普遍的。
莫言的对第二代作家创作定式的反叛，当时只是被当作一种手法的运用而被文坛接受了。
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并没人在理论上基于中国作家心理定式的现状加以诠释，这是十分可惜的。
这样的结果，几乎让莫言本人都认为那仅仅只是灌注了生命意识之后的天才的一现，以后便在这一点上放纵开去了。
所谓各领**三两年，大抵是这种单项选择的恶果。
这段公案，连用先锋文学的钻入象牙之塔，留与后人评说去。
阎连科等人却因此有了所悟。
他们像莫言一样，童年时都有过长时间的饥肠辘辘，又因没能过早地获得名声，塞翁失马地得到了以旁观者身份观察莫言的狠巴巴是怎么遭到了公众的冷眼的机会。
有了这种感觉，就不敢艳羡余华、孙甘露等人短期内所获得的令人目眩的名声，便极有可能地暗地思忖或者怀疑飞来的金银珠宝是否能够久长。
因为匆忙，或者说急于改变现状，再或者说光宗耀祖的隐私，而未及细看或是根本没看的屈杜、曹雪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连同线装的老庄，都被请到了案头，与福克纳、马尔克斯、弗洛伊德、萨特、纪德等人排在一个行列之中了，产生看了几年皮影戏的感觉是必然的。
有了这些准备，他们便知道那种领几年**的虚妄。
作为创作的准备，在知识上，他们有时间在众多的风格和内容迥异智慧当中徜佯后加以取舍，在经历上，他们能够从容地对社会进行较为全面地、冷静地剖析后加以吸收，作为十年新时期文学的目击者，他们有了做出自己选择的根据。
这是他们的幸运。
张扬个性所必需的度，吃洋奶喝陈年老酒所应有的节制，他们都能平静地加以寻找。
这里无意把阎连科等人描画成该下六月雪的被埋没的奇才，我们只关注他们脚下的创作道路。
这一点需要声明。
正因为如此，我们十分珍视发在《昆仑》上的几篇小说。
作家介入生活的方式，在整个文学史中去考察，无疑有大循环规律可以触摸到。
虽然下一个循环绝对不是上一个循环的重复，但其血缘关系却一目了然。
在独尊儒术的历史时期这种方式是单一的，一旦到了社会动**时期，就会出现各类才华的横流，然后出现一两个集大成者，在这之后又会出现一批奇才怪才，最后都流入陈腐的河流。
以此事考察20世纪文学潮流，难免要产生一种难言的悲哀。
俄国形式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改良的现实主义、新批评、社会学批评、对话批评、弗洛伊德式的批评、卢卡契和海德格尔的批评，都曾在20世纪文学舞台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这些理论或是创作的预言，或是创作的孪生兄弟，或是迟到的总结，其本身是不乏真知灼见的。
同理，或许可以这么说，抽掉了它们，20世纪的文学乃至思想即是空空如也。
但他们都没有那种引起我们崇敬的基本因素。
如果这些作为历史学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作家、科学家，在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这样表演过，他们会得更大的光荣。
这些理论，乃至这些理论影响下的20世纪世界文学，在中国的新时期，都走马灯地上演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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