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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差不离。
前几年，北京市作协举行了一次我的作品的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
为什么说“回到”
呢？因为我在年轻时曾经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
台湾一家杂志在转载我的小说的前言中，说我是中国最早使用意识流的作家。
不是这样。
在我以前，废名、林徽因都曾用过意识流方法写过小说。
不过我在20多岁时的确有意识地运用了意识流。
我的小说集第一篇《复仇》和台湾出版的《茱萸集》的第一篇《小学校的钟声》，都可以看出明显的意识流的痕迹。
后来为什么改变原先的写法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我自己的原因。
简单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会是一回事。
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学，绝不会像西方文学一样，除非你侨居外国多年，用外国话思维。
我写的是中国事，用的是中国话，就不能不接受中国传统，同时也就不能不带有现实主义色彩。
语言，是民族传统的最根本的东西。
不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就写不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文学。
但是我所说的民族传统是不排除任何外来影响的传统，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
比如现代派、意识流，本身并不是坏东西。
我后来不是完全排除了这些东西。
我写的小说《求雨》，写望儿的父母盼雨，他们的眼睛是蓝的，求雨的望儿的眼睛是蓝的，看着求雨的孩子的过路人的眼睛也是蓝的，这就有点现代派的味道。
《大淖记事》写巧云被奸污后错错落落，飘飘忽忽的思想，也还是意识流。
不过，我把这些溶入了平常的叙述语言之中了，不使它显得“硌生”
。
我主张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关于写作艺术，今天不想多谈，我也还没有认真想过，只谈一点：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
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
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
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
，它是作品的本体。
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
谁也没有创造过一句全新的语言。
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
我们的语言都是有来历的，都是从前人的语言里继承下来，或经过脱胎、翻改。
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
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的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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