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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匪的大小头目，多系蒋军、伪军的官兵转化而来，因而他们也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
郭道发成立一个“大队部”
，自称“大队长”
，下辖8个分队；夏可三则一度设“司令部”
，自称“司令”
，并竖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队”
，自称“巢湖大队长”
。
三股湖匪住所不定，日间散处港汊，晚间则集中民船几十只，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设岗。
为了便于活动，他们依据天然形势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定各自的活动范围。
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湖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
在划定界线以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
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
湖匪同陆匪相比，更具天然优势，他们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罗棋布的港湾湖荡作掩护，拦路行劫，又可在陆地上贴票绑票，此外还可登门掳掠，比起陆地上的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抗战时期，巢湖土匪还勾引沦陷区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买办商人，把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肥皂、香烟、啤酒等，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他城镇，或由其他地方收购土特产物品，运往敌占区，从中抽取15—20％的“护航保险费”
，以扩大财源。
到了抗战末期，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击和争取下，加之内部矛盾迭生，互相火并，三股湖匪队伍发生了根本动摇和分化。
当时由于湖匪同蒋军和伪军气味相投，本质一样，所以兼接受了蒋方和伪方的“招安”
，最后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重又实行黑暗统治，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巢湖地区，民不聊生。
有些残匪余党，又开始兴风作浪，同时滨湖居民中，因不堪国民党压榨，也有少数人被迫沦落为匪。
不到两年，巢湖匪患又逐步滋生蔓延。
所幸不久，解放大军南下，迅速解放全国，巢湖地区群众在**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通过反匪反霸运动，才真正肃清了巢湖土匪。
（凌厚全口述、蒋伯举、黄庭宣整理：《巢湖土匪》）山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但他们的活动并不完全局限于山寨狭小地域，如宋江率领的绿林好汉。
他们在地势显要的水泊梁山安营扎寨，同时也四处出动打家劫舍。
这类土匪，近世中国十分常见。
如制造民国第一匪案的元凶孙美瑶，把大本营设在只有一线鸟道可通的抱犊崮上。
为虎作伥的杀人魔王刘黑七则以山东省中南部的蒙山作巢穴。
此外，鄂西巨匪高冲道、恶魔张结巴都曾是为害一方的山匪。
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近世中国，大大小小的匪帮充斥全国的各省、县，甚至乡镇，横行霸道，为非作歹。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有美味佳肴、华美衣饰，有一批匪首甚至腰缠万贯，过着奢糜无度的生活。
正像民国时期曾流传着的一首歌谣中所唱道的：“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
……”
那么，他们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土匪聚敛财物的方法很多。
攻打富户、洗劫城镇、收水打单等无赖手段是他们坑害百姓的家常便饭；绑票勒赎、硬性摊派、贩卖毒品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更有那奸淫烧杀、殴斗兼并，本领可谓“博大精深”
。
一、抢劫暴力抢劫是历史悠久的土匪行动方式。
在要道僻静处，这是传统土匪经常使用的一招。
丛林中突然闪出一位膀粗腰圆的彪形大汉，嘴里喊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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