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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仍然不改初衷，下令拆毁吴淞铁路，为此事他还与李鸿章闹得有些不痛快。
李鸿章更是大发牢骚，写信给郭嵩焘道：“幼丹见识不广，又甚偏愎，不受谏阻，徒邀时俗称誉，吴淞铁路拆毁，殊为可惜。”
郭嵩焘也觉得沈葆桢处理此事有些莫名其妙，回信道：“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而士大夫甘心陷溺，湉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人民，无一引为疚心。
一闻修造铁路、电报、开矿，便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洋人机器为公愤者，实不可理喻也！”
此时，丁日昌已经出任福建巡抚，正在台湾考察，李鸿章给他写信，鼓动他在台湾开风气之先，修筑自己的铁路。
自从日本侵台后，为了经营台湾，加强防务，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
丁日昌用半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台，他提出了办电报、开矿山、修铁路等建设台湾的计划。
他认为台湾是个狭长的岛屿，布防很难，如果能够修筑从台北到台南的铁路，既便于交通，更利于运兵布防。
他上奏朝廷，请求准许修筑台北到台南的铁路，并请求将吴淞铁路的物料运到台湾。
台湾孤悬大海，情形与大陆不同，朝廷觉得在台湾修铁路无大碍，因此让南北洋大臣妥议。
李鸿章自然是坚决支持，而沈葆桢在当年日本侵台时曾经赴台筹办防务，提出了修路、开矿等主张，对台湾的发展非常上心，立即下令轮船招商局将铁路器材全部运到台湾。
吴淞铁路只有十几公里，要修台北到台南的铁路远远不够，需要从国外购买大量物料，所费巨大。
丁日昌找到台湾富绅林维让、林维源两弟寻求支持，两兄弟答应捐三十万两修筑铁路。
可丁日昌还来不及向国外定购铁轨，在山西、河南赈灾的袁保恒就上奏朝廷，请朝廷下令将台湾修筑铁路的捐款转为救灾。
这年因大旱粮食歉收，到了冬春之际，发生了严重粮荒，河南、山西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
袁保恒当时因祖母去世在籍治丧，朝廷便下旨夺情让他复出，到开封救灾。
他给各省督抚写信求援，听说丁日昌筹到一笔三十万筑路款，就上奏朝廷说台湾铁路修不修与社稷关系不大，而用之救灾，多到一日便多救活百姓无数，多一两银子就多一锅活命粮。
朝廷准奏，令丁日昌立即将捐款解给河南。
丁日昌非常心疼，但如果不答应必然留下千古骂名。
他再回头劝林氏兄弟将款捐给河南，然后请闽浙总督何璟帮助筹款修铁路。
何璟对丁日昌将精力放在台湾本来就有看法，对洋务更是不感兴趣，他不但不帮助筹款，而且以西征协饷难筹为由，减少了台湾防务经费十万两。
丁日昌气得头昏眼花，咳嗽加剧，身体更加虚弱。
但他不想放弃修筑铁路的计划，便给李鸿章写信求援。
丁日昌是李鸿章洋务上的知己，两人有十余年的交情，他决心向丁日昌伸出援手。
他派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与英商丽如银行联系，双方谈妥以天津海关税为抵押，帮助福建借款一百万两。
然而还未签合同，丁日昌却因病情加重不得不辞职，李鸿章连忙让黎兆棠取消借款，大清自建铁路的计划再次搁置。
这时，刚到天津的盛宣怀听说李鸿章有借款百万两的事情，喜出望外，劝说他不要取消借款计划，而是挪借于轮船招商局，用于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
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是当时在中国最大、进入最早的外资轮船公司，已经成立了十三年，曾有过辉煌的业绩：先通过价格战，迫使一窝蜂拥进长江的外资轮船迅速退出；接着，又吃掉宝顺洋行，把怡和洋行挤出长江，获得了长江航线公认的垄断经营权；然后，又把注意力从沪汉线扩展到津沪线，搞垮了惇华洋行等竞争对手，成为北洋航线的主导者，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成为实力最强的外资轮船公司。
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本来互相厮杀的三家外资轮船公司转而团结一致，千方百计要挤垮上海轮船招商局。
他们的撒手锏就是降低水脚价格，凡是轮船招商局跑的航线，他们都将水脚降低三成甚至五成。
轮船招商局不得不也随之降低水脚，以致亏损日重。
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像自己亲儿子一样，千方百计给予支持，轮船招商局在资金上得到大力支持，且有漕粮固定业务，不但未被挤垮，反而实力越来越强，站稳了脚跟。
三家拼老本竞争的外资洋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别人难受的同时，自己也损失巨大。
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连续三年没有利润可资分红，而旗昌公司已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开始考虑将公司卖掉。
旗昌轮船公司成立时间久，轮船老旧，以木壳轮船为主，根本无法继续竞争下去，他们认为即使打垮了轮船招商局，自己也风光不再。
此时，美国内战结束，国内需求很旺，不如把资金回笼后回国发展。
于是托买办向轮船招商局传话，表示愿以二百五十万两的价格把所有的轮船、码头、仓栈全部卖给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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