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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事不能只怪翁常熟，如果朝廷中还有人抱着几份警戒之心，也不至于翁常熟能够如此无所顾忌。
现在海陆军皆失利，就足以证明不该与日本仓促开战。
日本是磨刀霍霍，扎扎实实准备了十几年。
我们是喊得响，说空话多，做得少，可实际备战几于儿戏！
我正是看到这一点，才一直抱着能不打则不打的想法。
赶着鸭子上架，如今战败了，恐怕他们一帮人又都来指责我李某人了！”
“中堂的苦心无人能解，中堂的苦处也无人体谅。
如今北洋海军损失四舰，下一步怎么办，还请中堂指示。”
丁汝昌明白，李鸿章的意思还是主和。
可是如今已经骑虎难下，下一步他的北洋海军应该怎么办？
“四个字，保船制敌。”
李鸿章站到地图前，在旅顺与威海之间画一条线，“以后北洋海军，绝不允许过此线一东，专意守卫京津门户。
舰队不得轻出浪战，不轻易离口，要以旅顺、威海为基地，与陆路炮台互为依靠，敌舰若来，我便收进口内，敌舰射程不如我远，要进口寻衅更不可能。
只要北洋舰队还在，日本就不敢轻于一掷，这就是保船制敌，也就是我平时说的取猛虎在山之势。
如今猛虎已经受伤，更不能离山。”
“卑职明白。”
丁汝昌应道。
然后，两人又商量如何向朝廷报告军情，一直商量到十二点。
第二天，李鸿章把于式枚叫来，让他起草《据实陈奏军情折》。
奏折一开始，先说明海陆失利，自己难辞其咎。
但接下来笔锋一转，“至此事本末及统筹全局情形，有不敢不披沥直阵于圣主之前者。”
李鸿章是不吃哑巴亏的人，首先便说明，他对中日开战一开始就是反对的，“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
而臣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焦思，实虑兵连祸结，一发难收。”
然后再说明，日本一意备战，而大清却未能放手举办，“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已非一日，揣度彼此优绌，则利钝悬殊。
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
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能撒手举办，遂觉稍形见绌。”
而这种局面，主要责任并非在北洋，不言而喻，矛头所指，就是翁同龢。
他不能既不让购船械，又咬着牙强硬开战，开了战却又对胜败概不负责。
“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臣前奏业已陈明。
至陆路交锋，倭人专用新式快枪、快炮，精而且多，较中国数年前所购旧式者尤能灵捷及远。
此次平壤各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
固由众寡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
关于平壤失利的理由，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日军人数与平壤守军不相上下，不存在寡不敌众的问题。
李鸿章也并非巧言伪饰，因为他是根据叶志超的报告而言，前敌的情形他也不甚明了。
海陆皆失利，下一步怎么办？他认为北洋各海口关系至重，不可能再抽调人马出省作战，而从其他各省调集，多属零星凑集，又难克期到防。
至于新募勇丁，非有几个月的训练不能参战。
因此他认为，下一步要想战，就必须打持久战，“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
故就目前事势而论，唯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
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
李鸿章所提持久战建议，算得上远见卓识，如果坚持不懈地打下去，倒真是取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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