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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鼎批评李鸿章一味迁延，导致入朝南路清军叶志超部陷于绝地，北部大军云集平壤，因为险关要隘都被日军占据，“虽聚六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也！”
御史陈有懋在他的条陈时务呈文中，批评李鸿章衰病不堪，难以胜任统帅之职。
他说李鸿章“每日须洋人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浸灌血管，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
。
病成这样，还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因此，他建议派一位重臣到天津，如果李鸿章确实病得不成样子，就由该重臣代为指挥。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在《奏请振刷军士激励帅臣折》批评李鸿章军事布置、用人方面的失误后，感慨道：“（李鸿章）何乃欺朝廷则智，筹攻战则愚；抗廷议则勇，御敌兵则怯？甘受凌侮，屡失事机，晚节末路之难，臣不能不为该大臣惜也。”
御史余联沅《奏疆臣贻误大局历陈危急情形折》列举了李鸿章贻误大局的五个方面：一是花费了大量钱财创办海军，而至今不能一战；二是中日冲突以来，事事听洋人的主意，堕入了洋人缓兵之计；三是牙山大捷后没有趁此声威，添兵迅剿，海路运兵又因泄密而导致高升号被击沉；四是平壤屯兵不动，显违诏旨；五是一味主和，心无战志，损国威而懈士心。
他也谈到了李鸿章的身体，说李鸿章日服洋人之药，苟延旦夕，尸居余气，一筹莫展，天下之人无不痛恨，让他当此大任，又怎么能够取胜呢？
这样的建议张佩纶的确提过，当时的目的是想让日本人失去进兵的借口。
事涉机密，知道的并没有几个人，端良又是怎么知道的？不想可知，是北洋幕府中有人把消息透露了出去。
张佩纶彻底绝了继续留在北洋的念想，而且很快朝廷有电报，要求李鸿章将他逐出幕府。
张佩纶无颜继续逗留天津，第二天便匆忙搭乘招商局的轮船南下金陵。
庆幸的是朋友已经代他觅到一处寓所，是康熙年间江南提督、靖逆侯张云翼的旧宅。
侯府甚大，且有精致的园子，只是闲置已久，因此价格亦不太贵。
张佩纶心情竟然不错，路上为寓所题好名字，叫“训鸥园”
。
他对李菊耦道：“听说宅子不小，到时我买上几只鸥，我著书，你训鸥，神仙也羡慕！”
但主战派们对李鸿章等人的攻击并非完全出于公心，派系斗争、争权夺利的成分不少，这本来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何况中日起冲突后，李鸿章措置不当、留人口实处的确不少。
主战派们的目标是换帅，可另易主帅谈何容易。
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就数淮军，李鸿章是淮军的创始人，别人去如何能够指挥自如？何况他又是太后的肱股之臣，如何能够轻易换掉？
首先军机处的一班人几乎无人同意换帅，光绪帝要他们商讨后，得出的结论是：“李鸿章身膺重寄，历有年所，虽年逾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可代此任者。”
李鸿章不能动，那么为平壤的大军物色一位敢战的总统对战局也许有所匡正。
目前驻扎平壤的四支大军互不统属，各统领地位又都差不多，如果没有一个德望高于四人者亲临前敌，统一节制，根本没法展开军事行动。
前敌急需“总统”
！
此时，叶志超率军到达了平壤。
叶志超退出公州后，不敢直接北上，怕遇到汉城的日军，而是绕道朝鲜东海岸去平壤。
一路上因为中暑、逃亡等原因，士兵减员严重，于是他又虚拟战事，向平壤众将和李鸿章报捷。
途中写给平壤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等人的信中说，日军夜间偷袭，被毙一千多人，天亮后一万六千多日军赶到，我军寡不敌众，只好撤走。
他是8月22日到达的平壤，当夜拟了一份长电，次日发给李鸿章，继续铺排他莫须有的战功——
前在途呈两电，同报战状行程，想已上闻。
七月十四行抵王京西北之金化，适倭兵四千余由元山赴韩都，经此欲行拦截。
我军整队前进，迭放排枪，将倭队冲作两段，已过者疾奔前途，退后者仍回旧路，我军以跋涉劳顿，子弹不充，故未分途追剿。
收队少休半日，次晨复循途前行。
沿路所屯倭兵或隔一二十里，或仅隔数里，皆退避不出。
此次途中复击退清州、忠州、金化所过倭军，且战且走，几及一月，周历千数百里，烈日暑雨之中，陟崇山，宿野次，人惫马乏，忍饥负病，艰苦万状，凡此血战苦役，从军三十年所未经见。
再，六月二十七成欢之战，倾探实倭兵将死亡确有三千内外，我军以少击众，酣战六时之久，伤亡仅二百余名。
拟将在事尤为突出之员，请从优叙奖，以资鼓励。
记名提督山西大同镇总兵聂士成已有头品顶戴、黄马褂，请赏清字勇号；记名提督江自康拟请赏穿黄马褂；记名总兵谭清远拟请以提督总兵交军机处记名，遇缺请旨简放，并赏加头品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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