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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督保定后，李鸿章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他奏请在湖北广济开煤矿的事得到朝廷批准，他从直隶练饷中拨出十五万串，湖北巡抚翁同爵也拨给十五万串，交盛宣怀开矿用。
再一件是他奏请派游击卞长胜等五人赴德学习军事也获准，三月初，五人就已成行。
不高兴的事也有，因为左宗棠一再呼吁西征缺饷，朝廷下旨准他借五百万洋债，又催令各省如期解拨协饷，凑够一千万两之数。
左宗棠雄心勃勃，督师出关。
而受此影响，每年四百万两的海防经费又成画饼，到三月底，北洋只收到三十余万两。
要靠每年三十万两之数购买铁甲舰，那要到猴年马月？沈葆桢体谅李鸿章的难处，主动向朝廷提出以后海防经费先行解拨北洋，待北洋海防粗具规模、京师门户无虞后再转拨南洋。
李鸿章当然要亲笔修书，深表谢忱。
三月初，他刚回到天津，马嘉礼案又出岔子，而且连他老哥也牵连进去了。
李瀚章到了云南，同意岑毓英调查结果，是野人杀死了马嘉礼，而且先后逮捕了十几名景颇族兄弟，在英国驻华使馆参赞格维那的观审下，景颇族“罪犯”
全部画供。
因为景颇族方言需要专人翻译，又因为洋人观审，因此又要再次翻译成英文，这中间要捣鬼实在容易得很。
因此观审的格维那也没发现毛病。
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参与审讯的人员也并非全部对官府的盘算倾心相服。
因此，第二天省城昆明就出现揭帖，揭露官吏在“会审”
中利用翻译弄虚作假，质问钦差大臣为何制造冤案，诬蔑保家卫国的景颇族同胞图财害命。
岑毓英慌忙派出差役，把揭帖撕掉。
他也是有苦难言，一方面朝廷让他要善待洋人，同时又要预防洋人阴谋得逞。
这个分寸实在难以拿捏得恰到好处，而十几年来，向来是出了中外纠纷，先拿地方官开刀。
因此一涉中外事件地方大员总是先想卸责之策。
幕宾中有人给他出主意，既然“野人”
涉入其间，不妨把一切责任推到不受朝廷王化的“野人”
身上。
经过精心谋划，总算应付过去，就连钦差大臣李瀚章，也仿佛被蒙在鼓里——不知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反正他同意联衔会奏，给滇案下结论：击毙马嘉礼是野人索要过山礼不成而杀人行凶，狙击柏郎则是当地居民见洋人“驮载甚多，复纠伙往劫”
，实与官府无关，腾越厅官军及十八练武装均未参与其事。
这一结论，把官府的责任撇清了，岑毓英也得以向朝廷交代，但罔顾柏郎带兵入境的事实，让本来应该是原告的大清成了切实的被告。
朝廷很快批准了两人的会奏，处理结果就是对十一名“野人”
明正典刑，李珍国撤职查办。
朝廷旨准之日，恰巧岑毓英接到母忧的丧讯，昆明人都说，是他枉杀人命而报应到他母亲头上。
不过滇案的会审结果，不但昆明人不服，英国人也不服。
中国人不服的是，为什么抗击入侵的洋人不是英雄反而送了命。
英国人不服的是，格维那得出结论，整个事件其实是官府在背后指使，总理衙门有意指示岑毓英，而岑毓英授意李珍国，李珍国再利用土练行凶。
威妥玛接到格维那的这份报告，决定好好做一下文章。
威妥玛最所关注的自然是英国的商业利益，他的核心要求就是扩大通商口岸，减轻洋商税负。
但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外交家，又具有精明商人的思维，他懂得外交也要讨价还价，你求二，才能得一。
那么，在滇案中，最好面子的朝廷最在意的是什么？那就是朝廷和地方大员的面子。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因为滇案审理不公，必须把岑毓英提到京中会审，钦差大臣李瀚章也要追究调查不实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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