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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
事变时，由于张景惠和日寇的相互勾结利用，日寇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曾给了张景惠三千支枪和一些弹药，让他编成一支警察队，替日寇对东北的侵略和对人民的镇压做帮凶。
后来在日寇多门二郎师团侵占齐齐哈尔之后，这支叛国助敌的伪警察队便替日寇守备齐齐哈尔，使日寇腾出兵力来扩大侵略，进一步镇压人民。
因此日寇关东军就以黑龙江的省主席的钓饵，使他做出更有利于日寇的罪恶活动，当马占山投降了日寇后，又把他任命为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而把黑龙江主席的地位给了马，这就是张景惠在伪满政权成立之前和日寇关东军互相勾搭的概略情况，也就是张之后出席所谓“四巨头”
卖国会议的一个基点。
另一个卖国贼就是曾有长期亲日历史，专靠亲日起家的于冲汉，他是想靠亲日老牌子，利用当时的混乱局势，企图独树一帜，对于我既是表现着不即不离的态度，对于地方实力者以及土豪劣绅兼而有之的“文治派”
，也是想以老交情作为暗送秋波的一点灵犀，来维持一个他们所谓的老朋友的势力圈子。
同时，对于日寇的亲信走狗如赵欣伯等，他也同样表示了虚怀包容的器量，好借此拉拢他们。
在“九一八”
事变后，这个大汉奸于冲汉首先便自告奋勇地成立了伪奉天省“地方自治指导部”
和省内各县开始了正式联系，派专人到各县做所谓宣抚工作，拼命替日寇的侵略行为做辩护，甚至说成是仗义援助，旨在铲除张家父子的军阀统治势力。
并扬言日寇毫无领土野心，让人民安心生产，不要乱动，借此安抚当时惶惑不知所措的一般人民的心。
还催促各县也都成立所谓地方自治机构，在县长没有走开的地区，就使县长担任该会的委员长；对于县长已离去的地方，则扶助当地的土豪劣绅，来担当维持局面（“治安”
）的责任。
因此对于缺乏镇压人民武器的地方，还负责向日寇交涉，拨给相当的枪支弹药；对于缺乏经费的地方，则负责交涉使官银号通融以需要的金钱。
于是很快就对省内纷纷起来要抗日的人民群众，给以严重的打击，因而更大大地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本来在“九一八”
当时，日寇拿出来实行侵略我东北的武装力量，只有不满两个师团的兵力，所以日寇所焦虑的就是各地方——特别是“奉天省”
内的治安。
如果是治安不能维持的话，那么，不但吉林、黑龙江的局面会因此而受到大影响，并且日寇的侵略兵力有限，也无法对各个地方进行全面的镇压。
尤其是眼看国际联盟又将有所谓调查团到东北来，如果是各地治安无法维持，那么，日寇的这次甘冒大不韪制成的全盘侵略计划便有彻底破产之虞，所以日寇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奉天”
弄成个小康局面，然后对于国际舆论，便能有施展的余地。
而这个自治指导部在如此情况下，就是这样地替日寇侵略帮了大忙，替日寇的逐步侵略我们整个东北铺平了道路，因此，说这个指导部就是后来伪满政权的一个母体也并未过言。
又如臧式毅等，既消极又热衷的那群汉奸，则是既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刺刀威力下丧失了魂魄，成了甘凭摆布的行尸走肉，同时对于网开一面的日寇，又抱有一种“识时务”
的态度，结果是只要能保住性命、巩固汉奸政治地位，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主子对其他的汉奸则采取了不肯得罪人的八面光的态度，所以不管是帝制也好，临时政务委员会制也好，执政制度也好，五色旗也好，甚至黄龙旗也好，是一概不把它们放在心上的。
至于为了向上爬奔走了半辈子最后当上汉奸大官的张燕卿、谢介石，以及在当时以“大和民族宠儿”
自居的赵欣伯，还有在“九一八”
日寇侵占东北，以伪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替日寇大卖力气，得到日寇宠信的丁鉴修，想要借助日寇势力去从事蒙古“独立”
活动的凌升或是想要借着和日寇有所谓老交情又有前清封建余孽、贵胄本钱而来个浑水摸鱼，尝尝“中兴皇帝”
滋味的溥伟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不抓住了他们各自的日本朋友的大腿不放，想要在这个群狗争食的场面上，大显一下自己的身手，而向着各不相同的方向，力竭声嘶地叫吠着奔走着。
从这些卑鄙丑恶得使人不忍卒睹的种种怪现象中，一方面固然清楚地反映了这帮毫无民族气节的民族败类的罪恶本质来，同时更可以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毒辣的丑恶面目和手段。
这些叛国投敌分子之所以能够形成了这种百鬼昼行的黑暗局面，归根结底，是日寇以华制华、一贯侵略政策的具体表现。
还是先拿我来说，为什么日寇欢迎我到日本公使馆去住，为什么又把我弄到天津日本租界去做寓公，为什么用尽了阴谋诡计又把我从天津运到东北来？这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在多少年前，就安下了侵略我国的祸根和给我埋下罪恶伏线吗？
对于张景惠也是如此，为什么在“九一八”
事变后要交给他三千支枪，使他组织伪警察队，为什么要把他架弄到“四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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