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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异文化为镜反观自身、批判自身的倾向，作者称之为人类学中的一股强有力的“回归（repatriation）潮流”
。
读这本书，我脑海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国内文化讨论中的各色表演。
在我们这里，“回归”
绝不是指带着异域的经验反过来批评自身文化的缺陷，而恰好意味着回到本土立场去挑剔他人的毛病。
最奇怪的是，这种态度所引以为据的最强有力的观点，又正是西方人向我们提供出来的自我批评的示范，这种示范丝毫也没有诱使我们向西方的反思精神学习，反而被我们抓住了“把柄”
，从而更深地遮蔽了我们自身文化的不足，加强了我们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对外来文化的恐惧。
人家搞比较为的是寻求解决自身困境的建设性方案，为此他们不惜抛开一切情感、面子和传统观念；我们搞比较则是为了获得某种心理安慰和平衡，以滔滔不绝的心性空谈糊弄自己和大众。
这就像对着镜子梳头，一切动作都是反的。
本书在学理上对文化人类学作了极为系统的历史追索。
作者们以开放的心态，把人类学中从语言学派、功能学派直到阐释学和实验人类学等一系列流派看作一个“螺旋式的上升”
（第27页）过程，其目前的发展顶点是“解释人类学”
（ihropology），它的特点是对人类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视角和目的作自觉而深入的反思。
“描述文化之间根本差异的最有效方式，也许是围绕着人观（personhood）概念所进行的考察（第71页）。”
“人观”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人的内在人格形象，或文化心理模式，其中主要是人的情感模式。
本书以大量的个案分析表明，“没有对情感和经验的文化差异和表现形式进行细致的考察，我们就无法直接领悟它们的本质，更无法将之从一个文化传达到另一个文化”
（第73页）。
作者提出的最极端的例子是骆萨多对菲律宾山区伊龙哥特人的“猎头活动”
的考察。
骆萨多声明“她个人无法理解或同情猎头的经验；对于她来说，猎头活动是一种残忍的杀人行为”
（第90页），但她仍尽一切可能克服内心的厌恶，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详细研究了他们的生活制度和人观本质，正面提供了杀人现象背后的某种特殊的、合理的情感模式。
但这绝不说明，伊龙哥特人的杀人就不但不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反倒可以标榜为一种“悠久的传统”
，并以此为借口拒绝“西方的”
价值观了。
同样，索尔（和米德）对萨摩亚人的著名的调查表明，“萨摩亚人的语言不存在与西方语言的‘人格’相对应的词汇，也不存在苏格拉底式的话‘认识你自己’，他们的说法是‘让您照顾关系吧’”
（第98页）。
米德等人借此作为批评美国人的情感教养模式的范本，并给美国的人格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我觉得萨摩亚人与我们中国传统人格有颇为一致之处，但恐怕没有一个中国传统的维护者会愿意把中国文化放到与那个原始岛民同等的地位上，而不感到自己的信念受到了讥笑。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抽象地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原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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