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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的效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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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虽然执着于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找到一个事物的“定义”
，但他也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自己心中预先并无定数（所以才“自知其无知”
），唯有依靠自己的理性和“辩证法”
去不断地有所发现。
例如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讨论“美是什么”
的问题，最后的结论竟然是“美是难的”
。
不过讨论并没有白费，虽然还不知道美是什么，但毕竟知道了美“不是什么”
，思维层次有了很大的提高，而这正是苏格拉底真正想要达到的。
又如在《普罗塔哥拉篇》中关于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双方在讨论中都从自己本来所持的立场不知不觉地转向了持对方的立场，颇具喜剧性，最后也没有结论，苏格拉底说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讨[94]。
但毫无疑问，在这种开放式的讨论中，不但讨论双方的思维水平已不是讨论前的水平了，而且所讨论的问题的内在复杂性、微妙性也暴露出来了，这就给后人沿着思维已指出的方向继续深入提供了极宝贵的启发。
相比之下，孔子的对话看重的只是结论，而完全不重视反复的辩难，一般是一问一答为一小节，少有两个以上来回的，即使有，也不是针对同一个问题，更不是贯穿一条思路。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95]，又说“吾道一以贯之”
[96]；但他是如何由故而“知”
新的，他的“思”
的思路究竟如何，他又是怎样用他的“道”
来贯穿他所有那些论点的，却从来不曾交代。
我们只能认为，他的“知”
“思”
和“道”
都只不过是一种内心的体会，所能说出来的只是结论，而不是过程。
所以，《论语》是中国传统官样文章中泛滥成灾的“要字句”
的始作俑者。
所谓“要字句”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
的句式，有时不一定包含“我们”
，常常连“要”
字也省掉了，但意思每个中国人都懂。
但西方人就不一定懂了，他们只可能将它看作“无人称句”
，但西文无人称句不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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