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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是不行的。
3.说投身国际社会将丧失民族特色的人，他自己未免对这种民族特色太没有信心，或者说，他眼里的民族特色恰好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衰颓的、没有前途的东西。
这种经不起时代考验的民族特色，还是让它早点丧失掉的好。
应当保留的是民族传统中那种强有力的、能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的东西。
4.而这只有通过投身国际社会才能做到。
一方面，什么是民族传统中强有力的东西，这只有在投入中才能检验出来。
今天许多人往往抽象地空谈儒家、道家的“合理因素”
，而不顾许多“合理因素”
早已被现实和时代所抛弃这一事实，实在是迂腐。
另一方面，投入给这些强有力的东西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它把传统中那些已经腐朽的东西抑制下来，使之不对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起牵制作用；它使传统的真正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就连名胜古迹，也只有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才会真正重视；用陈旧的眼光看，则秦砖汉瓦都只配垫猪圈。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真心想发扬民族优良传统的人，都只有在全面开放中尽量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才能达到目的；反之，那关起门来抱残守缺者，注定只能继承固有文化中的糟粕，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那么，如何投入？
技术引进是投入，出国留学是投入，体制改革是投入，但如果没有最根本的投入即文化心理的投入，这一切都会被歪曲、变形。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正说明了这一点。
所谓文化心理的投入，就是要了解西方、熟悉西方。
身为中国人，要做到随时在心里有两个参照系，即中国和西方：不仅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更要用西方人的眼光看自己。
这才是所谓“文化自我意识”
。
要了解西方、形成西方参照系，除要了解西方现代社会之外，还要了解西方历史和传统。
中国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固然也不能真正把握自身的文化，但他毕竟生长在中国，他的日常生活、语言，无不渗透着历史；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则只能从历史、从文化史入手，而最集中反映西方文化的是西方哲学史。
我们过去往往片面地从政治史、阶级斗争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哲学史，后来有人提出要从人类认识史和范畴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
我也曾主张把哲学史看作范畴演进的历史，但我现在觉得应当补充的是，还要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种文化哲学的方法，即考察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倾向，考察它在一般人性的层次中所占的地位或发展阶段，考察它在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科学各领域中的表现形态以及在哲学中的集中反映。
也就是站在关于人的哲学的高度，研究人性在历史上的进化，以建立一门“哲学史哲学”
和“文化史哲学”
。
它研究这样一类问题，如西方文化为什么会断裂？其内在根据何在？西方人性的异化有何必然性？中国文化为什么能保持数千年的一贯性？为什么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文艺复兴”
，只有复古倒退？从范畴演进的角度如何表述这两种不同的运动规律和发展模式？
显然，不论是文化史哲学还是哲学史哲学，离开了中、西比较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必须谈谈“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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