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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批判精神正因为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出发，所以是建设性的，它直到今天都使我们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受益无穷。
五四的批判精神除了以现实为基地外，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也可以说，后者正是前者的体现，因为20世纪中国文化最大的现实就是西方文化的东渐。
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绝不是如保守主义所攻击的“脱离中国现实”
，而恰好是出于对当今中国现实的实质性理解，而闭眼不看西方、不研究西方，才真正是脱离现实的白日梦。
当中国现实中出现了用传统文化的视角不能完全解释、甚至完全不能解释的新现象、新事实（如“天朝大国”
败于小小日本）时，是什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反省视角和怀疑冲动？是西方文化参照系。
五四时期和今天都有一些保守主义者出来勉力将“现代化”
和“西方化”
区别开来，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
从抽象的语词层面上，我当然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可是我们不可能从语用层面和事实层面上把二者分开，因为没有西方的影响，今天的“现代化”
一词没有任何含义。
假如影响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外星人，我们也许可以用“外星化”
取代“西方化”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这种咬文嚼字除了反映出一种“恐西症”
外并没有什么意思。
新批判主义对五四批判精神最主要的继承对象是鲁迅，因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
他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
，把中国五千年文明概括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的循环交替，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针见血的批判，指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用“瞒和骗”
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这都是极有见地的。
鲁迅对当时的保守主义和“国粹派”
的批驳至今无人敢于正面回应，人们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不予理睬，我行我素。
第二，新批判主义除了继承五四批判精神之外，还特别突出了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五四批判精神的内化和进一步深化。
历来人们容易忽视的是，鲁迅的反传统首先是针对着自己，是对自己身上传统毒素的无情的自我拷问、自我批判。
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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