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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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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石砩先生
在理论和学术探讨中，情感一定要基于理性，否则就会成为一种不合理的、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无任何出路的情感。
石砩先生的《为“大孔子学说”
的情感一辩——与邓晓芒先生对话》一文[40]，针对我的《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和情感——评胡国亨先生〈独共南山守中国〉》[41]提出了不同看法。
拜读石文，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该文关注的主要是情感，而不是理性。
尽管我的文章中谈“理论”
的部分比谈“情感”
的部分要多将近一倍的篇幅，石文却仍然只抓住情感来做文章，这大概不是偶然的。
石先生指责我在批评胡先生和“新保守主义”
时“并没有恪守客观和理性的原则和尺度，相反带有过分强烈的情绪色彩”
，并主张对胡先生的“大孔子学说”
的情感“加以理性和客观的分析”
。
这的确令人高兴并寄予希望。
但读完石文，我丝毫看不出石先生的“理性和客观的分析”
表现在什么地方，无非还是用一种情感去辩护一种情感，反对另一种情感罢了。
1.首先，石先生认为我批评胡先生的理论脱离中国现实生活是“不符合事实”
的，“因为‘大孔子学说’的立论，恰恰是基于对目前中国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和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深切担忧”
。
这种论证一开始就把两个不同逻辑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一种理论是否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担忧，与这种理论本身作为一种学说是否脱离实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历史上一切空幻的乌托邦，例如给现实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
乌托邦，无不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担忧。
仅凭胡先生讲的是中国目前现实弊病的救治之法就断言他的理论没有脱离中国现实生活，这正如仅凭医生为病人看病就断言他定能开出好药方来一样荒谬。
2.其次，石先生在评价我与胡先生对现实的不同看法时，也仅以饱含感情色彩的语言，称我的观点“充满了乐观精神”
，胡先生的观点则“充满忧患意识”
。
且不说“乐观精神”
的对立面应是“悲观精神”
，而不是“忧患意识”
；就说这种简单化、情绪化的划分也是不妥当的。
因为从我主张中国只有选择现代化和理性化之路才有希望，并不能推出我“充满乐观精神”
，因为如石先生自己也看出的，我同时也认为，“如果不选择现代化，则只能走停滞和倒退这条死路”
；相反，胡先生的“忧患意识”
在谈到“大孔子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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