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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把自己融入了“大地母亲”
，触及到了民众潜意识中的根。
如果有谁对他们的痞不满，那也就是对我们民族的“**肥臀”
不满。
当然，王朔对老百姓生存状态的本真体验和把握虽然是深刻的，但这种把握带来的只是绝望，他绝不想成为他们的救主和精英。
然而，即便这一点，也是传统人文精神由其固有本质而必然导致的逻辑归宿。
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注是建立在“无我”
和“忘我”
的出发点上的，因而他们虽然一开始都是要超越现实、引导现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但一旦进入现实，则必然不能超越现实，而将同化于现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如冯友兰）屡试不爽的宿命。
因为他没有独立于现实之外的“自我”
人格，没有可用来和现实保持距离的精神支点。
他通常将自己与现实合一的痞性当作某种权变或临时的手段，为的是最终能有机会实现内心纯洁的赤诚心愿和抱负。
王朔则看穿了这种目的与手段之分的虚伪性，指出文化人乃至一切人所是的正是他所做的，而不是他所说的和想的。
他没有为老百姓谋划一条充满理想的希望之路，这不是他的责任，谁要对此不满意，何不自己试试？
的确有人试过了，但除了对50年代，甚至中国古代道德传统的毫无新意的鼓吹之外，真正引起了一些思索的是“二张”
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贵族兼贫下中农式的标举。
张承志把“红卫兵情结”
与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情绪结合在一起，所谓“清洁的精神”
是与精神程度的低下分不开的，是一种拒绝知识、拒绝文明的精神。
张炜的道德理想也无非是原始的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化和美化了的痞。
当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到“二张”
那里是寻求不到补偿的，他们和王朔本质上是一致的。
在“二张”
的纯情和王朔的痞的表面对立所引起的热闹争论中，正暴露出这个人文精神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识。
“二张”
和王朔都想完全无保留地与最底层的民众融为一体，这与“红卫兵精神”
，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使一种图腾式的大众崇拜带上了大众固有的痞性。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民看到的是来了一批城里的媳妇和上门女婿。
但最终和乡下人结婚、和贫下中农“彻底结合”
的并不多，有些虽然“结合”
了，但又造成了“孽债”
。
要说人文精神“失落”
，从知青返城就开始了，知青不再关心农民的现实，而是自己成了最大的现实问题。
返城后，的确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感。
理想早已破灭，空余一缕无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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