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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社会都通过文化手段指定并且在法律上认可了物品流通的“途径”
以及规定物品交换的条件，这样的途径与条件既包括正常的经济和有关商品销售、信贷条件、产品质量保证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也包括非正式情形，如二手商品是否可以作为礼物赠送或者不需要的礼物是否可以送还或转赠等。
因此，物品经过的“大路和岔道”
经常是充满变化、竞争和政治意义的。
二、社会区隔：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
所有社会都是通过使用物品才有意义的。
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在使用物品或商品的形式方面，有其相似之处。
在马塞尔·莫斯分析的部落社会的礼品馈赠风俗中，物品蕴涵了地位与等级的“生命力”
；在这种社会中，由于限制了交换的可能性，因而为了交换或供应新的物品，就保护并再生产着稳定的身份系统。
在托尔斯坦·凡勃伦对“炫耀性消费”
的研究与皮埃尔·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
的阐释中，商品象征的是上层阶级的品位与习性；这种社会中存在着不断变化的商品供应，它给人一种完全商品交换和任何人都可能得到某种商品的允诺。
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有关合法品位、分类原则、等级制度与行为得体等方面的知识，却受到了限制，这如同在时尚体系中发生的情况一样。
从这一角度看，当代社会就是永远变化的商品洪流，这使得解读商品持有者的地位或级别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在这种情形下，品位、习性、判断力、知识或文化资本变得更重要了。
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
的概念。
所谓“炫耀性消费”
，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际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性消费，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
凡勃伦论证了非生产性消费在早期掠夺性文化的情形下是人类威力与尊严的标志，而在较为现代的文化中，炫耀性消费包括各种炫耀——将贵重礼物送人、驾驶豪华赛车、举办奢侈的宴会等。
这些行为证明了一个人的财富及其重要性，丰厚的收入使消费变成了“社会展示”
，旨在表明家庭具有高雅的品位和良好的背景。
凡勃伦指出，炫耀性消费是区分上层社会和平民的重要标志，聚敛财富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对待财富的方式。
与炫耀性消费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其实用性，而是与物品相联系的社会声望。
例如，一把手工打制的银勺的贸易价格远远高于机器生产的银勺的价格，而前者的功能并不比后者的功能多，有时甚至更少。
凡勃伦明确地提出了上流阶层的品位和礼节在社会中通行的途径，即对高雅品位采用人人都能接受的大众标准。
但是社会群体或阶层并不直接接受社会精英的品位和举止，而是模仿直接在他们之上的群体或阶层的品位或举止。
通过这种途径，就在社会中产生了一种分层的、多级的品位和举止的体制。
由于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只是偶尔有短暂的会面，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去注意到闲暇时间的多少。
因此，作为社会价值的一个标志，它越来越多地被炫耀性消费或财物的积累、出于满足展示需要的目的取代了。
像其他运用奢侈概念的消费理论家一样，凡勃伦在试图定义真正属于炫耀性消费、奢侈和由之而来的浪费时也感到迷惑。
因为奢侈属于有闲和有钱阶级，而一般大众只能消费生活必需品，但是许多形式的消费，在刚开始时是奢侈，而慢慢地大众化而成为必要消费的一部分，这涉及一个事实，就是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被当做奢侈或必需的东西，都是“相对”
的。
凡勃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以今日消费社会的背景来看，也仍具有洞察力。
由于消费是基于社会性的判断，它所展现的是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活动，因此，人们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也是相对的。
满足与否主要以社会尺度或一种平均标准来衡量，所以，社会越富裕，商品也就越丰富，而平均标准也水涨船高，但是满足与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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