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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路易斯接获一项工作，要替沃夫斯密特（Wolfschmidt）的伏特加酒做广告。
路易斯认为，假如当时固守陈腐的社会俗套，就不可能解决沃夫斯密特所面临的营销问题。
所以在广告中，我们看到的主角和那些阁楼里装潇洒、充绅士的俗套形象不一样，而是一瓶直立的沃夫斯密特酒瓶，对着一颗甜美娇艳的红番茄说：“嗨，你这个正点的红番茄，若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可以调成血腥玛利。
我可是和别的家伙不同喔！”
番茄说：“我喜欢你，沃夫斯密特，你的确有品味。”
（图9-3）
这则拟人化的广告传达了如下信息：沃夫斯密特伏特加是有品味的；你若买了它就等于是个有品位的人；而且只有它才适合调酒。
一星期后，它的续篇出现了。
广告画面上的伏特加酒瓶在对着一只成熟的橘子说：“我可是有个有品位的人，我要发掘你的‘内在美’，使你名满天下，还不快滚过来亲我一下。”
橘子回答：“那上个星期我看到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她又是谁？”
接下来连续几个星期的系列广告里，分别出现的还有柠檬、洋葱、橄榄以及所有能在酒吧里看到的和性有关的东西，它们都和沃夫斯密特在说着性暗示的双关语，沃夫斯密特很快就被归为有“性趣”
的伏特加品牌。
二、性别关系的展示：广告中的女性形象
“振保生命中有两个女人。
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
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2]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描绘的两种女人，也是当今广告中出现的两种主要的女性形象。
多年来，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多集中于探讨女性的形象、角色与性别歧视的倾向。
其论点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与“白玫瑰”
相对应，认为这是男权意识宰制下对女性的种种限定。
最为明显的是角色限定。
批评者指出，广告中女性扮演的角色多是从属性、依附性和被动的，男耕女织这样一种传统的社会分工把女性定型为家庭主妇形象，是贤妻，是良母，是成功男人背后的一朵花。
典型的例子是：暖意融融的家中，丈夫惬意而舒适地坐在沙发中，满面微笑的妻子身着家居服饰，系着围裙，端上热气腾腾的饮品，丈夫满意地接过来，美美地品上一口，转头微笑地看着依旧弯腰弓身的妻子……女性在家庭中服侍丈夫的形象在这里得到了明显地表现和强化。
洗衣粉的广告更是将这种“男主外，女主内”
的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碧浪”
还是“汰渍”
，都是女性在演绎“新的好帮手”
。
欧文·戈夫曼曾这样揭示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特质：女性的社会关系即等于家庭关系，而家庭结构以男性权力为中心，女性的地位等同于孩童，其行事则通常符合社会上对于孩童的期望。
这在戈夫曼来讲就是“‘附属形式’或是‘以俯身致敬形式表明女性在身体上就低于男性’。
例如，床、地板常伴随女性在广告中出现，这就代表着女性处于一个次要附属的位置，她们不是在擦地板就是在擦浴盆。”
[3]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戈夫曼指出在广告中若干性别关系的表现。
例如，他发现，如果广告画面中描写的是手，情况经常是这样的：如果是女性的手，则通常是抚弄着某样东西，或是只轻轻地一触，仿佛这些手是无法牢牢掌握这个东西似的；如果是男人的手，那可不同了，通常是强有力地抓住了并且玩弄器物于掌中。
戈夫曼的关切点在于，通过这样的表现，显示了什么样的男女地位以及男女在社会上的相对位置。
基于这种视角，广告中往往有这样的叙述：如果是职业型妇女，那么在她的工作环境中，女职员或女秘书总是给男老板或是男同事倒咖啡；如果是家庭型妇女，那么这个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支持她的丈夫，迎合、关心丈夫和孩子。
怎样才是现代好女人，才是淑女，甚至择妻的标准、良母的典范，都可以在广告中查找索引，寻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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