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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货币同样煽动了现代人的**。
货币就这样保留了它的两面性：“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限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
[15]货币文化同都市生活是一体的，都市生活越来越复杂、紧张，越来越像一些纷乱的碎片，引起强烈的神经刺激，结果是现代精神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越来越排斥那些狂野的本能冲动，排斥波德莱尔式的孩童般的**和好奇心。
烦躁的现代生活，只能借助中性而冷漠的金钱媒介来反向地均衡化。
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飘落。
在都市生活中，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同人进行残酷而冷静的斗争。
现代都市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以及其复杂性和丰饶性，使齐美尔也发现了都市现代生活的辩证法：一方面，复杂缤纷的现代生活不断地对个体进行刺激，煽动个性，“生活中从各方面提供给个体的刺激、利益和时间与意识的利用，非常有利于个体，它们仿佛将人置于一条溪流里，而人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动”
[16]；另一方面，个性的保持难以为继，它被劳动分工、被物质生活吞噬了，“生活是由越来越多非个人化的以及取代了真正个性色彩和独一无二的东西所构成”
[17]。
非个体化和个体化、厌世和**、自保式的算计和高傲的卓尔不群，这两种个体的造型在现代都市的生活舞台上演。
（二）时尚的哲学
都市精神状况的两面性正是现代时期的精神状况。
18世纪的自由主义发现了“普遍本质的个人主义”
：所有的人都是具有人性的自由平等的个人；但在19世纪，浪漫主义则发现了“非普遍性的个人主义”
：自由的个人之间彼此还保持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赋予个体追求与众不同的荣光气质。
这两种对个人的理解，恰好都被现代大都市接纳了。
现代都市既将个人均等化，也激发了对个性的追逐。
如果说大都市的出现是在19世纪的话，那么，在这个现代时期，依附于都市的现代人就挣扎在“均等化”
和“个性化”
的矛盾之中。
对都市的狂热赞叹和深仇大恨正是对这种矛盾性的反映。
在波德莱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幸福和凄惨、富裕和贫穷；在齐美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消灭个性”
和“创造个性”
。
在这种语境下，齐美尔开启了对时尚的研究思路。
人类的怎样的一种心理机制促使他们去追求时尚？他提出，人们对“普遍性”
和“特殊性”
同时追求，导致了追求时尚的倾向。
在《时尚的哲学》中，齐美尔说：“一方面，对普遍性的追求会对我们有所引导；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抓住特殊性；普遍性为我们的精神带来安宁，而特殊性带来动感。”
[18]
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
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
它实现后者一方面是凭借内容上非常活跃的变动——这种变动赋予今天的时尚一种区别于昨天、明天的时尚的个性化标记；另一方面是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是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
因此，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
[19]
在齐美尔看来，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上述两种对立的倾向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
时尚与认同之间存在着联系，无论是“个性”
方面的认同还是“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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