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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
他认为，拟像的三个序列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相匹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依次递进：仿造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
时期的主导模式；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仿真是被代码所主宰的当前时代的主导模式。
第一序列的拟像遵循“自然价值规律”
。
例如，在工业革命之前，艺术品的仿制只能通过手工制造的方式来完成。
临摹一幅画，这是并不破坏自然规律的模仿，这种“仿造”
只能在原作之外增加“赝品”
。
那个时代的形象的复制只能如此。
任何被复制的客体都被看做独一无二的原件的仿造品，与这种复制的形式相对应的观点是，在假象和现实之间、在客体和它们的能指之间存在着可觉察的差异。
第二阶段的拟像遵循“市场价值规律”
。
工业革命之后，艺术形象的复制可以采用机械制造的方式，如古典主义的名画可以通过印刷术来翻制，这也是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
的艺术生产方式，市场规律在其中起调控作用。
在这里，鲍德里亚遵循本雅明的观点，将机械复制的技术看做这个新的生产时代的一种媒介、形式和原则。
这种原则转变了产品的地位。
产品不再被看成一个原件的复制品，而是被看成由更多相同客体构成的系列中的等同成分。
这种客体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原件同仿造品之间的关系，而是等同物之间的关系。
本雅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破坏了艺术品的“韵味”
，在电影和摄影时代，谈论原版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可以不断地被复制。
第三阶段的拟像遵循的则是“结构价值规律”
。
仿真是拟像当前的秩序，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这是由0和1的二进制系统所决定的。
这种模式的典型就是电脑读取的数字代码，数字代码将所有现实都转换成0和1之间的一种二元对立。
在仿真阶段，客体并不仅仅是通过机械复制技术被复制的，它们本来就因为其可复制性被生产出来，新的媒介技术不是在复制真品，而是生产真品。
“仿真”
与“模仿”
相对，指的是一种不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又极度真实的符号生产和行为过程，而拟像则是其物化成果，指的是“仿真”
行为所产生的那些极度真实但没有本源、没有所指、没有根基的幻象。
在《邪恶的透明性》一书中，鲍德里亚说第四个拟像体系出现了。
与先前价值的自然阶段（使用价值）、价值的市场阶段（交换价值）和价值的结构阶段（符号价值）不同，这是一个新的价值阶段，即“价值的碎形阶段”
。
这个体系具有类似细胞分裂那样的性质，可以以病毒或“癌细胞转移”
那样的速度发展。
它所描述的系统或模式倾向已经取代了现实，并在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范围内无限扩展，但这种发展的结果经常混乱不堪、无法预料。
鲍德里亚运用细胞分裂这个比喻说明，文化也是无限可分的，它可以像癌细胞一样不断分裂再生，从特殊走向普遍，从稳定走向不稳定，这种发展过程充满随意性，其结果不仅可能会导致与系统预期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而且组织原则也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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