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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保持稳定，平均标准的人数也保持不变。
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成长与快乐程度并不具有正面关系，人们会以“相对所得”
的模式，参照同一时期、同一社会中别人所拥有的来判定自己的快乐程度。
凡勃伦关于炫耀性消费与社会声望的研究在布尔迪厄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布尔迪厄认为，如果说传统社会是靠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来完成社会演变和重构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则是靠消费、休闲和日常生活的风格的区隔化来完成其社会区分和重构的。
生活风格、品位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模式，既是个人和社会集团自我区隔和自我表演的方式，也是社会区分化的原则。
布尔迪厄的贡献在于，他确定了“文化再生产”
和“社会再生产”
之间的关联。
经济支配阶级能够根据其通向高雅文化的途径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使其处于上位的位置合法化，而从属阶级的成员不仅受到物质方面的约束，在文化上即在评价上也是处于劣势的。
社会不平等体制的种种事实也因此得以合法化。
图4-2戴比尔斯钻石广告
马克思主义曾准确地强调了经济基础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地位，但同时却将利益概念限定在社会生活的物质领域，而将非物质领域看做超利益、无功利的范畴。
这一限定无意中巩固了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
布尔迪厄则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而把经济利益的观念扩展到符号、象征、文化与非物质的方面。
在这里，他借鉴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包括符号的追逐。
他把经济计算的逻辑扩展到所有的商品，物质的与符号的，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把自己表征为稀缺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值得追逐。
如同戴比尔斯钻石广告所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图4-2）
布尔迪厄把资本的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不管它们是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符号的。
个体与群体凭借各种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
当这些资源作为“社会权力关系”
发挥作用的时候，即它们作为有价值的资源变成争夺对象的时候，布尔迪厄就把它们理论化为资本。
他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
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
）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昂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另外，布尔迪厄还意识到资本最终的、辅助性的一种存在形式，即“象征性资本”
，是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资本的积累策略等象征性现象的概念。
它指的是一种把其他主要的资本形式加以合理化、合法化的权力。
总的来说，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社会物理能量”
的一种，它可以以各种形式存在，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特定的兑换率相互转化。
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经济资本在很多时候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也就是说，经济资本处于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最根本处”
，而且，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性资本这些非经济的资本事实上是经济资本的“转化与伪装形式”
。
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是对等的，并不是经济资本越多，文化资本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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