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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享乐主义取代了特定而明确的“需求”
，将消费蔓延为生活的重心，而且更加培养了大众在消费文化的梦幻世界中宣泄情绪的能力：消费个体可以游刃有余地享受淹没在物品中的快乐并能自在地摆脱物的牵扰（图3-1）。
消费文化成为一种建立交往关系的主动模式，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起着“沟通者”
的作用，消费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费已经成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是商品、客体、影像、信息等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享乐主义和心理主义等价值观，共同成就了个人主义历史的新阶段。
二、消费的流动性：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
（一）流动的消费主义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福特主义曾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是工业化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
福特主义标志性的开创时间应当是1914年，当时亨利·福特引进了“一天5美元、工作8小时”
的标准作为操作自动化汽车装配线的工人们的酬劳。
福特在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创新，在很多方面都是已经得到确立的趋势的简单延伸。
泰勒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中就已经描述了劳动生产率如何通过把每个劳动过程按严格的时间标准和动机研究，拆散为各个组成部分的动机与有组织地分散出来的劳动任务而迅速地得到增加。
管理、构想、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分离，在很多企业中也已经在积极进行之中。
福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此的明确认识：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等，即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社会。
但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暴露出某种深刻的结构性危机。
大卫·哈维认为，它的弊端，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很好地概括，就是“刻板”
。
有些问题是大规模生产体系中长期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刻板，这就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而大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又与越来越多要求定制商品的市场压力形成矛盾；有些问题属于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分配和劳动契约方面的刻板，工会抵制不断提高的劳动分工和生产节奏，机械劳动的使用也对管理权威提出了挑战——因而出现了以1968年为标志的罢工浪潮和劳工的分裂。
为了克服福特主义的刻板，一种称为“灵活积累”
的模式出现了，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商品及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劳动过程方面，生产日益根据所谓“弹性的专业化”
来组织，而且运用通信和传媒技术，生产机构也分散了；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
它逐渐摆脱了泰勒式的管理，更加重视工人在劳动中的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时间也更为灵活。
第二，在商品方面，产品种类丰富，但由于流行款式的变化以及市场细分而形成的商品之间更加显著的差异，每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都缩短了。
第三，在消费方面，消费越来越专业化，形成了个性化消费模式以及混合型消费模式。
消费者更加易变，他们的喜好变化日益频繁而且越来越难以预测，随着个人消费时间与空间的多样化，出现了一种消费的“流动性”
。
这种“灵活积累”
模式又被称做“后福特主义”
，它表明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转向，由此，新的经济市场与文化消费便得以展开。
针对这种转变，齐格蒙特·鲍曼用“沉重的资本主义”
和“轻灵的资本主义”
两种形态来分别概括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
沉重的、福特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是立法者、程序设计者和监督者的世界，是一个以别人确定的方式，来追求由别人确立的目标的、受他人所指引的世界。
因此，它还是一个领袖（他更具理解力，比常人理解得更好）权威和导师（他能告诉你如何才能比你做得更好）权威的世界。
轻灵的、后福特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则对消费者有利，它并没有彻底破坏立法者的权威，也没有使它们显得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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