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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梦，希望有朝一日，《红楼梦》的谜底揭开，像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那间藏宝库一样，突然开启。
每个强盗献出散落的一回，加在一起，正好后四十回，向这位打开门的红学家捧过来。
这当然是笑话，然而在即将跨过二十一世纪门槛的现代，做这种梦的人竟有愈来愈甚之势，种种奇谈怪论，到了像马道婆那样念念有词、弄神装鬼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雪芹先生地下有知，他究竟是应该为吾道不孤感到高兴呢，还是为后人的这种梦魇行止而觉得悲哀呢？
法老的诅咒，所以挡不住掘墓者的脚步，因为那位卡塔博士，可能出于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毅然走进墓穴去的；至于卡那蓬公爵，那位富翁，恐怕是陵墓中的稀世宝藏，将欲望之火点燃，才义无返顾问前的。
那么，涉足红学领域里的各色人等，被承认为家也罢，不被承认为家也罢，好像他们投入的目的性，也不外乎博士式的、公爵式的，或这两者兼而有之。
卡那蓬公爵在得到罕见的法老那黄金面罩后不久，只是被小小的蚊子叮了他一口（在埃及，这简直是太寻常的事情），他就为此送了命。
临终时，他不停地呼喊着法老的名字，在一种异常痛苦的折磨中，离开他的财富而逝。
在红学的天地里，固然有许多博士式的研究者，但更多的红学家、准红学家、狗屁红学家，是属于左道旁门、哗众取宠、制假作伪、欺世盗名之流，最后无不以贻笑世人而告终。
这也不必奇怪，在这个世界上，凡伟大的，无论是人是物，总有其自身魅力，如磁铁吸引着所有的关注者，他们像飞蛾扑火似的投身其中。
至于想得到什么，那就人各有异了。
如果我们从最早如袁枚这样的大文人，也兴致勃勃地附会过小说中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还有一位俞樾，也对此书的创作背景，作过推测的情况考察。
可见《红楼梦》一经问世，即不胫而走，而且立刻被有识者把它与那些庸俗的才子佳人小说区别开来，并另眼相看。
一位有钱有势的阔佬，绝不会以有一个三轮车夫的表兄为荣的，等级差别的严酷无情，使他只有这个选择。
同样，一位大文人，也不会与不入流的文坛小虫子平起平坐。
袁枚、俞樾何等人也，都是江南文坛的领袖人物，雅文学的大师，能够附骥于这部当时怎么说也是俗文学的《红楼梦》，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说得好听一点，这些大文人，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有价值的俗书，比附不至玷污自己的名声；说得不那么好听，也许看出这部书要比起自己的诗文会更加不朽些，难免有一点沾光的想法。
所以，按照价值规律，资本总是朝获利较丰的地区流去，恐怕是很多人挤进红学队伍的原因。
《红楼梦》成了文坛一块名利场，即使大家巨匠，也免不了这点俗念。
于是，埃及法老的诅咒，是挡不住这些想得到什么的探险家的。
道光年间，有个叫孙桐生的文人，别出心裁，倡贾宝玉即明珠之子纳兰容若，贾雨村即高江村之说，大概是第一位索隐派。
如果说，此前的评点诸家，如王希廉、姚燮、张新之、诸联等，也算是红学一派的话，还能就文论文，阐发己见，至少离书不至于太远。
此风一开，小说本身只是一个载体，琢磨的净是文外之意，《红楼梦》便成为拆字先生手下的俎上肉，可以随意地大卸八块了。
接着，王梦阮、孙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将索隐推向极致。
除了将明珠之门的文人幕客如姜宸英、严绳孙、陈维崧索隐成十二钗的纳兰性德家事说外，又有更邪乎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
到了蔡元培，更创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红楼梦》成为一部反满的民族主义作品。
想象力的过分张扬，便定有违背最起码情理的悖谬，而且还执迷不悟，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红学至此，不堪言状，曹雪芹肯定是欲哭无泪，唯有摇头不迭了。
这些人，除了蔡元培先生有其自身的辉煌外，其他索隐诸公，还真是亏了他们的索隐，附骥于这棵大树上，才使后人在谈论红学时，偶尔提到他们的尊姓大名，否则，早湮没无闻了。
1927年，胡适发现了脂评本八十回《石头记》后，俞平伯先生又作《红楼梦考证》一书，予以发扬，索隐之风寝息，自传之说倡炽，曹雪芹个人仍是个不解之谜，几乎没有什么发现，即使“发现”
一些什么，也都形迹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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