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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低能,当官未见其有何政绩,为文也从来没写过什么作品,那么退而当一家之长吧,可实际权力又被他妻子的内侄女王熙凤把握,他不过是个牌位。
除了在书房里和那些清客们下棋,见了他儿子贾宝玉瞪眼睛外,简直无所作为。
作为一个社会人,缺乏最起码的理财观念,不一定表明他多么清高,相反,却证明他的糊涂与愚蒙。
尤其担负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领导者,置经济事务于度外,等到出了事,才在那里跌足哀叹,做悔之晚矣状,那完全是在装孙子。
严格地说,贾政不仅是不称职的官员,也是失职的一家之长。
当然,如果一棵大树已经从内部蛀空了的话,即使他有补天之才,也是无能为力的。
但他的了无作为,信任非人,坐而论道,治家无方,其实不过使这个家庭败落得更快罢了。
第二,把具体掌管钱财的重任,委托给一个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敛财成性,权势嚣张的王熙凤手里,实际上等于将一群羊交给一头狼来管理,只有任其屠宰了。
这个女人心毒手辣,多谋善变,瞒上欺下,行为狡狯。
一方面,她让鸳鸯从老太太那里偷出来东西,押到当铺里换出钱来用;另一方面,她又让来旺儿替她放高利贷,牟取暴利;一方面,利用权力,贪赃枉法,破坏人家婚姻,收取大量酬金;另一方面,疯狂报复,杀人害命,连眼皮也不眨。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真理,一旦权力落在了一个不正派的人手里,而失去任何监督与制约的话,就要出纰漏。
尤其像王熙凤这样,上有贾母、王夫人的保护伞,下有一群为虎作伥的爪牙,权力便如虎添翼,使她更加作恶多端而不可收拾。
贾府的败亡丧钟,是自抄家开始正式敲响的。
其实,秦可卿死前的托梦,已经警告过她。
可她机关算尽的聪明,全用来聚敛个人的财富,而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却是经她的手,将其推下了深渊。
因此,用什么人管钱,或者将财权是交到清廉的人,还是贪婪的人手里,是主政者不得不费思量的大题目。
第三,也要看到,整个大观园里的那些小姐丫鬟、主子奴才,除了那位三小姐探春,有一点经济头脑外,余下的,皆浑浑噩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知钱财为何物。
邢岫烟的一张夹在书里的当票,被史湘云发现了,不知为何物和晴雯病了,付大夫诊费,麝月却不知戥子如何用,也许不该受到苛责,但像贾政全不知经济,手下的李十儿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而听之任之,这与他儿子贾宝玉对麝月说,你就随便捡一块给他就是了,如出一辙地懵懵懂懂,正说明了这个家族的全体成员,在经济上的集体无意识,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一个家庭,一个社团,甚至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居安思危的准备,不知开源节流的重要,更无扩大再生产的打算,连一点紧迫感也不具备的话,那么,除了坐吃山空外,也就只有等着家败人亡了。
探春是看到这个家庭败象丛生的危境,才在她受命与李纨、薛宝钗,三驾马车对大观园实行领导的过程中,搞了一次小规模的包产到户的改革。
草归谁修,花归谁种,鱼归谁养,竹归谁管,这样,王熙凤那里的财政拨款,每年可少支出四百两银子,而且经营者能够小有获益,必然肯尽心尽职。
虽然宝钗开探春的玩笑,说她利欲熏心,但大家还是认为她兴利除弊,做了一件好事,予以肯定的。
但是,任何改革,作为试点采样,在小范围里实施,取得成效以后,若是无全局的改革思路为指导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地推开,那么,探春的这种杯水车薪的努力,便注定是短命的行为。
这些小修小补,小改小革,对于这个将要倾倒的大厦来说,独木难支,根本无济于事。
四百两银子,不过两万多块人民币,对于每年十万雪花银千万元来说,简直太不算个数目了。
一个不事生产、唯知消费的群体,是注定要没落的、衰微的。
《红楼梦》中贾府的这种必然失败的命运,是任何人也挽救不了的。
经济是基础,基础垮了,上层建筑也就“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结果自然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历史的可贵,就在于提供人们教训,这个贵族之家的覆灭,不也有值得深思之处吗!
《红楼梦》的伟大,对每个时代的读者来说,都有其深刻的活生生的现实意义。
所以,《红楼梦》成为一门红学,有许多人终生在捧读它,每个研究者,无论从哪条途径,何种方位,什么角度,任何基点去接近它、去深入它,谁都不会从这座宝山空手而返的,这正是它的不朽之处。
多年来红学家的努力,对这部书和书作者,在史实的考据,谱牒的开发,评点的探讨,版本的搜集,续作的推敲,文学性艺术性的深入开掘,政治价值社会意义的评价估计……各个红学分支,都有了可观的发现和进展。
但若是对于《红楼梦》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考察,能够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多的研究,产生更多的成果,那么,对于这部传世之作的认识,大概才称得上近乎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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