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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低能，当官未见其有何政绩，为文也从来没写过什么作品，那么退而当一家之长吧，可实际权力又被他妻子的内侄女王熙凤把握，他不过是个牌位。
除了在书房里和那些清客们下棋，见了他儿子贾宝玉瞪眼睛外，简直无所作为。
作为一个社会人，缺乏最起码的理财观念，不一定表明他多么清高，相反，却证明他的糊涂与愚蒙。
尤其担负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领导者，置经济事务于度外，等到出了事，才在那里跌足哀叹，做悔之晚矣状，那完全是在装孙子。
严格地说，贾政不仅是不称职的官员，也是失职的一家之长。
当然，如果一棵大树已经从内部蛀空了的话，即使他有补天之才，也是无能为力的。
但他的了无作为，信任非人，坐而论道，治家无方，其实不过使这个家庭败落得更快罢了。
第二，把具体掌管钱财的重任，委托给一个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敛财成性，权势嚣张的王熙凤手里，实际上等于将一群羊交给一头狼来管理，只有任其屠宰了。
这个女人心毒手辣，多谋善变，瞒上欺下，行为狡狯。
一方面，她让鸳鸯从老太太那里偷出来东西，押到当铺里换出钱来用；另一方面，她又让来旺儿替她放高利贷，牟取暴利；一方面，利用权力，贪赃枉法，破坏人家婚姻，收取大量酬金；另一方面，疯狂报复，杀人害命，连眼皮也不眨。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真理，一旦权力落在了一个不正派的人手里，而失去任何监督与制约的话，就要出纰漏。
尤其像王熙凤这样，上有贾母、王夫人的保护伞，下有一群为虎作伥的爪牙，权力便如虎添翼，使她更加作恶多端而不可收拾。
贾府的败亡丧钟，是自抄家开始正式敲响的。
其实，秦可卿死前的托梦，已经警告过她。
可她机关算尽的聪明，全用来聚敛个人的财富，而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却是经她的手，将其推下了深渊。
因此，用什么人管钱，或者将财权是交到清廉的人，还是贪婪的人手里，是主政者不得不费思量的大题目。
第三，也要看到，整个大观园里的那些小姐丫鬟、主子奴才，除了那位三小姐探春，有一点经济头脑外，余下的，皆浑浑噩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知钱财为何物。
邢岫烟的一张夹在书里的当票，被史湘云发现了，不知为何物和晴雯病了，付大夫诊费，麝月却不知戥子如何用，也许不该受到苛责，但像贾政全不知经济，手下的李十儿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而听之任之，这与他儿子贾宝玉对麝月说，你就随便捡一块给他就是了，如出一辙地懵懵懂懂，正说明了这个家族的全体成员，在经济上的集体无意识，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一个家庭，一个社团，甚至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居安思危的准备，不知开源节流的重要，更无扩大再生产的打算，连一点紧迫感也不具备的话，那么，除了坐吃山空外，也就只有等着家败人亡了。
探春是看到这个家庭败象丛生的危境，才在她受命与李纨、薛宝钗，三驾马车对大观园实行领导的过程中，搞了一次小规模的包产到户的改革。
草归谁修，花归谁种，鱼归谁养，竹归谁管，这样，王熙凤那里的财政拨款，每年可少支出四百两银子，而且经营者能够小有获益，必然肯尽心尽职。
虽然宝钗开探春的玩笑，说她利欲熏心，但大家还是认为她兴利除弊，做了一件好事，予以肯定的。
但是，任何改革，作为试点采样，在小范围里实施，取得成效以后，若是无全局的改革思路为指导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地推开，那么，探春的这种杯水车薪的努力，便注定是短命的行为。
这些小修小补，小改小革，对于这个将要倾倒的大厦来说，独木难支，根本无济于事。
四百两银子，不过两万多块人民币，对于每年十万雪花银千万元来说，简直太不算个数目了。
一个不事生产、唯知消费的群体，是注定要没落的、衰微的。
《红楼梦》中贾府的这种必然失败的命运，是任何人也挽救不了的。
经济是基础，基础垮了，上层建筑也就“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结果自然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历史的可贵，就在于提供人们教训，这个贵族之家的覆灭，不也有值得深思之处吗！
《红楼梦》的伟大，对每个时代的读者来说，都有其深刻的活生生的现实意义。
所以，《红楼梦》成为一门红学，有许多人终生在捧读它，每个研究者，无论从哪条途径，何种方位，什么角度，任何基点去接近它、去深入它，谁都不会从这座宝山空手而返的，这正是它的不朽之处。
多年来红学家的努力，对这部书和书作者，在史实的考据，谱牒的开发，评点的探讨，版本的搜集，续作的推敲，文学性艺术性的深入开掘，政治价值社会意义的评价估计……各个红学分支，都有了可观的发现和进展。
但若是对于《红楼梦》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考察，能够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多的研究，产生更多的成果，那么，对于这部传世之作的认识，大概才称得上近乎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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