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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句不通，白字连篇，蚁附于《红楼梦》的书眉和正文夹缝之中，眼泪鼻涕，滥情不已，假戏真做，扑朔迷离，只言片字，望风捕影，装疯卖傻，煞有介事，极具欺骗性的脂砚斋，剔不走，抠不掉，还拿他真没办法。
正如盲翁陈寅恪氏治史的名言那样，证明其无，要比证明其有更难。
所以在红学家久而久之的煞有介事下，大家也就将信将疑地认可脂砚斋与曹雪芹的联系。
其实，这是极其荒谬的假设。
历史上有过久讹成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的曾参老娘，一次不信，二次不信，第三次听得人说，她儿子杀了人，就当真了，吓得投杼逾墙而走。
这就是法西斯理论家希姆莱的“真理”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使人确信不疑。
脂砚斋就这样无凭无据地被坐实了。
如果曹雪芹生前，真有这帮脂砚斋，或扬长于前，或尾随其后，或紧逼盯人，或长传短吊，那可真是他的梦魇了。
据说，胡适晚年，对其红学滥觞，也意兴阑珊。
而俞平伯，却有了最后的觉醒，发出震聋发聩的智慧之声，使人在红学研究的迷雾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之光。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这场捧脂大戏中，俞平伯曾经为第二号人物，是抬轿子的主将，嗣后的红学研究，无不缘起于胡的《红楼梦考证》和俞的《红楼梦辨》。
五十年代，在毛泽东发动的《红楼梦》批判运动中，对远走高飞的胡适，鞭长莫及，无计可施，唯能缺席审判。
可西方人爱搞的这名堂，喜欢看戏的中国人，不习惯台上没有角儿的演出。
于是，恰巧在眼皮子底下的俞平伯，还梗着脖子不服，那好，拉将出来，替胡适出庭，站在被告席里，接受口诛笔伐。
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比较文明，声严色厉是有的，痛批猛揭是有的，但动手打人，令被运动者受到皮肉之苦，倒不多见。
至少五七年打右派时，虽说右派是“打”
出来的，但鄙人大会小会熬了过来，倒不曾挨打。
被唾弃者吐沫星子溅得我脸上开花，是有的；被揭发者狗血喷头吓得我目瞪口呆，是有的；被义愤填膺者搞车轮大战，罚站得我昏昏欲倒，是有的；但托老天的福，倒没人碰过我一指头。
到十年“文革”
期间，就完蛋了，说是“文革”
，其实倒是结结实实的“武”
革，真是“几度疑死恶狗村”
啊。
至今，我的肋骨在X光片里，一边高，一边低，就是那场革命留在身体上的“胜利成果”
了。
所以，我对“文革”
中遭难者，便有“感同身受”
的共鸣。
八十年代初，张贤亮每来北京，常住在俞先生家，我去看张时，发现这位新红学二号人物，那不良于行的样子，颇觉心酸。
估计老先生在“武”
革时期受到的磨难，大概要甚于批《红楼梦》那阵。
因此，只能摸索着在室内蹒跚行走，凡他老人家扪过的墙壁，都留下了指纹和掌摸的斑渍。
环视室内，那一圈污秽的印迹，似乎能够体味到这位知识分子在垢辱中度过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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