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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
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飘流在异乡。
他喃喃低语，似吟似诵，脸上也好像带着一丝微笑，声音渐渐停息了，唐伯虎终于走完了他那沉重而艰涩的人生道路，这年他才五十四岁。
也许是感到离自己的诗文中常常计算的“人生七十”
还差得很远，他以狂补之，一日作两日，算来已过百年，现在要飘流到一个神秘的异乡去了。
自己是不会死的，不会离开朋友和亲人的。
由尘世的标准来看，唐伯虎的一生相当坎坷不幸。
然而，正如同孔子评价为信念而饿死的伯夷叔齐：“他们求仁而得仁，为什么要后悔呢？”
伯虎求狂而得狂，也许他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理撒手尘寰的。
一个人的才智、际遇和成就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
抛开伯虎对自己一生是如何总结的不论，他的朋友与后人就普遍认为唐伯虎的一生是一个失败：他才华过人，资质天赋，想平步青云，泽及于民，但又落到并始终生活在市民社会；想“为一家学”
，立言垂世，但又有始无终；最后致力于书画及诗词创作，论者又大多有微词，连好友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中也说“不及精谛”
。
枝山说：
气化英灵，大略数百岁一发钟于人，子畏得之。
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
依照他们的观点，造物主数百年才将英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伯虎就是这样难得的天才。
现在天才没有完成应有的成就就谢世了，令人何等悲痛啊！
对于这种“悲天悯人”
之论我不敢苟同，对于才智、际遇及成就谜一样的三角关系，考之历代名人，我至今都感觉糊涂和迷惘。
我却以为，这些论者的前提，亦即依唐伯虎的天分原本应有更高的成就，是值得怀疑的。
我倒是赞同邵毅平先生的见解：
如果唐寅没有牵入科场案，而是顺顺当当地中了会元，做到三公六卿；如果他发愤著书，成为明代有名的学者；如果他更为认真地作诗作画，使他的诗画达到更高的水平，那么，他的一生难道会比他实际所过的更有价值吗？未必。
唐寅的一生的主要意义，在于他敢于坦率地追求一种更为自由、更为真诚的生活。
他已经达到了封建时代中只有很少数知识分子才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至于他的功名是否大，著作是否多，诗画是否工，那都是次要的问题。
（《十大文学畸人·唐寅》）
唐伯虎死了，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代士人对自由的狂热向往，留下了他灵魂的欢欣和心智的乐趣，这都是其文章书画不可比拟的宝藏。
由于王宠是伯虎的儿女亲家，就将伯虎葬在横塘王家村，这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介绍的明末雷起剑在荒烟野水间所见之墓。
至于桃花庵的墓以及魁星阁，恐怕都是后人附会而修建的了。
依照子重的安排，兆民过继给伯虎，以后，兆民生子昌祚，昌祚生子应祥，应祥生子宜端，宜端生允锡、允钦、允铨，允锡生道济，早卒。
以后唐氏的支庶就无可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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