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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即使年轻人说话可能偏离他心中的理想，为什么作为长者的他（们）就不能多一点宽容呢？何以“伤心”
会导致如此的愤怒？至少，在他的世界中，他的愤怒不仅有情有理，而且简直有几分慷慨和激昂。
这不由让我想起了雷锋同志的一段座右铭：“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也许，就那位长者而言，正是因为有了一种理想主义的道德蓝图在心中，他就有了甄别善恶、美丑、高下的不二法门，善与恶、善人与恶人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像黑和白，就像“1+1=2”
。
在他们的视界里，善与恶是彼此不相容的、针锋相对的，非此即彼，非善即恶。
在他们的视界里，爱要无条件，就好像恨要无条件一样。
此时此刻，作为对传统道德及教育方式表示几分质疑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那位长者眼中的“敌人”
，成了秋风扫落、严冬惩罚的对象。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愤怒”
不能“理直气壮”
地表达出来呢？
曾几何时，我们反复被灌输的伦理理念是立场要坚定，爱憎要分明。
我们习惯于疾恶如仇，当然是依凭我们心中的尺度去圈定我们严重的恶。
我们习惯于把人分成“同志”
“敌人”
。
“志同”
则“道合”
，“道合”
则一切好商量。
“道不同，不相谋”
，不仅不相谋，一旦某些人被视为敌对分子，视为人中的另类，接下来的事情那就是看我们的心情。
我们心中有着一腔“正气”
“阶级仇恨”
“革命**”
，“正义”
就在我们心中，难道我们还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难道“革命”
就不需要一点代价吗？对待敌对分子还需要同情、宽容吗？不制造一点流血那叫“革命”
吗？不毫无顾忌地站出来，那叫作坚持“正义”
吗？
我几次想和那位长者交流对话，但盛怒之中的长者丝毫就没有对话的意向。
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对话如此艰难？我们真的上水火不相容吗？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知识人，积极关注社会正义，关注社会伦理价值的建构，这是十分重要的，简直就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存在方式。
问题在于，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样的“正义”
，什么样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是个人想当然的唯一正确的伦理与“正义”
，还是基于社会成员共识之上的伦理与正义。
当代思想大师米歇尔·福柯在与德勒兹（G.Deleuze）一次题为“知识分子与权力”
的对话中曾指出，知识分子在以往的形象主要就是“为别人说话”
，“知识分子向那些还没有看到真理的人说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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