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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抱团取暖，以守护真相为荣的那些同行，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魏谟的孤独，想想都让人悲哀。
但事实就是如此残酷，在魏谟之前，史官行业早已彻底沦陷。
韩愈曾经跟朋友说，他原来想做一名史官，但怕自己因为秉笔直书而丢了性命，还是放弃了。
在韩愈之前，刘知几已经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史官），却如披沙拣金”
，所以一再感叹实录难遇。
他说，“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若使南（南史氏）、董（董弧）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
总之一句话，当时史官的节操都“掉一地”
了。
04
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越往后世越弱。
唐朝开的恶例，很坏，但还不是最坏的。
史官最坏的时光，在清朝。
以前的朝代，官修史书修完了，再给皇帝看；清代帝王则要求，一些重要史籍每修若干卷就要进呈御览，随时审阅。
康熙曾要求明史馆将《明史》写好的部分“以次进呈”
，实际上就是审查。
清朝官修的各类史书中，只有起居注号称皇帝不能看。
实际则不然。
乾隆曾经出来辟谣，说他没有阅览起居注，真是欲盖弥彰。
更可怕的是，从雍正开始，起居注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和价值，只是抄录一些皇帝的谕旨而已，像赵匡胤打落御史两颗门牙这种事，写都不敢写。
起居注变成了领导语录，阅与不阅，皇帝其实也无所谓了。
清代史官多是知识精英，原本有着修史以经世的情怀，但修史处处要体现官方意志，他们其实心里憋屈得很，备尝人格分裂之苦。
一旦禁不住良心**而越轨，史官们就可能惨遭横祸。
嘉庆年间设馆编纂《明鉴》，涉及清朝开国之事，其中按语被认定“多有悖谬之处”
，嘉庆阅后大为光火，斥责该馆总裁等人“率行纂辑，实属冒昧”
。
结果《明鉴》馆总裁、总纂、纂修等官均被罢免，交部议处，原稿一律作废。
这些内心扭曲的史官，写出来的作品，后来被形象地称为“哈巴狗史学”
。
到了晚清，梁启超以历史的笔调开始怀念传统史官：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这种史官是何等精神！
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热，他单要捋虎须！
这自然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
手中有笔，就要写出世间的真。
可是，梁启超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这种人，这种精神，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只可追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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