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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门侍郎刘洎站出来为褚遂良打圆场，劝皇帝说，人君有过失，就算褚遂良不记下来，天下人也会记下来的。
多数皇帝怕史官，是因为真相悬在天地之间，而古往今来的史官，为了捍卫真相，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这，是中国古代史官的一项传统。
02
凡是有修养、有责任感的史家，都会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奉为职业圭臬。
你的职业精神到哪里，你的作品可信度就到哪里。
早在春秋时期，史官就有这种自觉性及职业荣誉感。
最著名的故事是“崔杼弑其君”
，为了写下这几个字，当时齐国一个史官家族兄弟四人被杀了仨，杀得崔杼没脾气，只好放弃，最后四兄弟中的小弟幸存下来。
与此同时，齐国另一个史官家族南史氏，听说崔杼在杀史官，立马举家抱着竹简赶赴现场：你如果把太史一家杀光了，我们接着写，接着用头颅来捍卫真相，捍卫历史的尊严。
当时的史官是世袭的，史官秉笔直书，为了天下，也为了捍卫家族荣誉。
从此，史官和青史的权威就奠定下来了。
司马迁写《史记》，不仅写“古代史”
，也写“当代史”
，写到他生活的年代——汉武帝时期为止。
武帝连年对匈奴作战，是当时一个尖锐而敏感的现实问题，司马迁在史书中客观记述了征战造成的恶果：不仅民众困苦不堪，连文景时期韬光养晦积累下来的财富也被耗尽了。
司马迁自述心迹，说他写这些“负面”
东西，是要留下一部信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
不过，记录真相的阻力之大，时常超乎想象。
这种阻力，不仅来自专权残酷的上层，还来自盲目自信的精英。
当时很多社会精英，恰恰认为武帝时期是大汉崛起的关键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这些东西，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一直到东汉时期，还有人说司马迁专写大汉的污点，《史记》是一部“谤书”
，以武帝不杀司马迁为恨。
还好，史官的价值观还是一致的。
他们互相抱团取暖，推崇司马迁的史书为“实录”
，并将他作为太史、南史之后秉笔直书的新榜样。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与皇帝轮换，跟走马灯似的。
乱世中，无道之事更多，对史家的考验更大。
这时候，一些史家已经被异化，开始堕落。
有的畏惧权势，谁当权就替谁粉饰太平；有的把手中笔当成个人求取富贵的工具，谁给好处，就把谁及其祖先捧上天。
最没节操的是，负责修北魏国史的魏收，公然放言：什么东西敢和我过不去？我举之则使之上天，按之则使之入地。
什么职业操守，什么信史良史，在他那里，都是没有的事儿。
当然，整体而言，史官这个群体还是守住了传统。
魏收的《魏书》一出来，就遭到群嘲，被称为“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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