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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吕惠卿是变法的先驱，在边境也忠于职守，却再也难以进入政治中心，被新、旧党共同嫌弃。
05
与此同时，旧党反对新法的火力一点儿也不小，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从熙宁年间就对新党连续炮轰。
朝堂之外，至交好友饮酒赋诗；朝堂之上，新旧两派党同伐异。
有时候，同样一拨人，在生活中是朋友，到了朝廷，就成为政敌。
苏轼与章惇的恩怨就极具代表性。
章惇是苏轼多年的好友，二人感情深厚。
据说有一次，苏轼和章惇一起出游，路过一处独木桥，桥边景色宜人，桥下是万丈深渊。
章惇跟苏轼提议：“要不咱俩一起过去，到对面石壁上题个字？”
豪放的苏轼难得冷静一回，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
章惇却不怕，大笑一声，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游”
，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回来。
苏轼对章惇说：“子厚兄以后能杀人。”
章惇问，何出此言。
苏轼笑道：“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还会顾惜别人的生命吗？”
他一语成谶，多年以后，章惇确实差点儿要了苏轼的命。
章惇的科举生涯也有几分传奇色彩。
嘉祐二年，章惇进京，高中进士。
可章惇一看，状元居然是自己的族侄章衡，他当场就不高兴了，拒不受敕，打道回府。
两年后，重头再来，又一次考中。
章惇就是这么自信。
王安石变法期间，章惇和吕惠卿等人一样，是草拟和制定新法的骨干，而作为旧党的苏轼一向心直口快，好议时政。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被政敌群起而攻之，命悬一线。
章惇不惧被新党同僚排挤，仗义相助。
他撰文劝慰苏轼，并上书神宗：“苏轼弱冠之年就擢进士第，二十三岁应直言极谏科，评为第一。
仁宗皇帝见过苏轼，将他视为一代之宝。
如今反而将他置于牢狱，臣实在担心，后世会借此事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
在章惇等人的援助下，宋神宗网开一面，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同时受牵连的还有他弟弟苏辙，被贬为了筠州盐酒税监。
这一年，作为朝臣的苏轼“死”
了，作为文人的苏东坡却“活”
了。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过着清贫的日子，能用以度日的，不过是几亩薄田、几壶浊酒。
他咏古抒怀，“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他豪放洒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他乐观旷达，“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他慨然长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
同时，苏东坡也有哀伤的一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苏轼作了两首五言诗，挥笔写下有“天下第三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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