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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工党支部拒绝人的联合要求时，伯尼很是恼火。
艾瑟尔说：“和人联合在一起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她和伯尼在这点上背道而驰。
事实上这也是使工党产生裂痕的最主要问题。
劳埃德在这个问题上是伯尼的支持者。
“我们必须用手上能利用的资源打败法西斯主义，”
但他马上又宽慰起艾瑟尔来，“妈妈也没错，今天最好不要使用暴力。”
“如果你们都留在家，通过民主政治的途径来反对法西斯主义，那就再好不过了。”
艾瑟尔说。
“你希望通过民主政治使妇女得到同工同酬的权利，”
劳埃德说，“但是你失败了。”
就在去年四月，工党的女性议员提交了一份要求女性劳工与男性劳工同工同酬的议案，但是在以男性为主的下议院没有得到通过。
“不能因为失败一次就怀疑民主。”
艾瑟尔干脆地说。
劳埃德很清楚，和德国一样，这种分歧会对反法西斯力量造成致命的打击。
今天将是一次严酷的测试。
政治党派间可以竞争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权，但谁说了算却是人民群众决定的。
他们会听从软弱的工党和《犹太人纪事报》的号召留在家里，还是成群结队地走到街上对法西斯主义说不？到了晚上就能见分晓了。
后门有人敲门，穿着星期天礼拜西装的邻居西恩·多兰走了进来。
“礼拜结束后我过来，”
他对伯尼说，“我们在哪里集合？”
“两点前在加德纳角见，”
伯尼说，“希望有足够多的人在那里阻挡法西斯主义者。”
“东区的码头工人都会去那儿帮你。”
西恩热情洋溢地说。
米莉问：“法西斯分子恨的又不是你们，你们出什么头啊？”
“孩子，你太小，你不记得犹太人帮过我们多少忙，”
西恩解释，“1912年码头工人起义时，我只有九岁，我爸爸养活不了家人，新市大街面包房的伊萨克夫人就收养了我和我的兄弟们。
有她的好心，我们才能活到现在。
这样被犹太人家庭收养的码头工人子弟有好几百人。
1926年的情形也一样。
我们决不允许该死的法西斯涉足我们的街道——莱克维兹夫人，请原谅我的粗鲁。”
劳埃德心头一热。
东区有几千名码头工人：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阻挡住法西斯分子就不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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