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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开门见山，“我们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重大问题：腺病毒血清型预存免疫可能严重影响k疗法疗效。
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升级k制剂之前，你们回国后实施的每一个病例，都必须先进行抗体筛查，这样有助于提高治疗率。”
教室里一片骚动，学员们面面相觑，这完全超出了之前的培训内容。
“教授，那筛查阳性的患者怎么办？”
格里芬问。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新方案。”
杨平调出陈院士团队的混合载体库设计，“如果患者对某型腺病毒有高滴度抗体，我们就改用其他血清型的载体。
但这需要多版本载体的生产储备，以及更复杂的治疗方案制定流程。”
德国学员汉斯举手：“这在实际操作中会很困难。
欧洲中心目前只有一种制剂，如果要多版本储备，供应链、存储、管理成本都会大增。”
“是的。”
杨平坦承，“所以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要么维持现状，但可能让部分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要么升级k制剂及相关系统，但面临巨大的实施挑战，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这个问题抛给了未来的实施者，学员们陷入了激烈讨论。
印度学员拉吉夫说：“在印度，医疗资源本来就紧张，多版本储备几乎不可能。
也许可以筛选患者，只治疗抗体阴性的。”
“但那些抗体阳性的患者怎么办？”
巴西学员卡洛斯反对，“他们同样有生存的权利。”
“也许可以开发清除抗体的预处理方案。”
一位美国学员提议，“用血浆置换或免疫吸附，降低抗体滴度后再治疗。”
“那会增加治疗复杂性和风险，而且效果不确定。”
讨论持续了一个小时，杨平只是听着，不做评判，引导学员思考、辩论、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
最终，格里芬站起来：“教授，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建立区域共享的载体库。
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共享一个多版本储备中心，根据患者情况调剂使用，虽然物流复杂，但比分国各自储备要现实。”
“那不同国家的监管审批怎么办？”
汉斯问。
“这就是需要各国卫生部门协调的问题了。”
卡洛斯说，“但如果我们医生界联合发声，强调这是为了患者利益，也许能推动政策突破。”
这个建议得到了多数学员的认同。
医疗问题，最终需要医疗工作者主动推动系统变革。
下课后，杨平叫住了格里芬：“你的想法很大胆，但确实有可行性。
你回国后，愿意牵头推动北美区域协作吗？”
格里芬愣了一下，然后郑重地点头：“我愿意尝试，即使困难重重，但为了患者，值得努力。”
下午，黄佳才来到训练营，他听了上午的讨论录音，若有所思。
“这些学员的思维层次比我们预想的高。”
他对杨平说，“他们不仅想学习技术，还在思考系统优化和区域协作。”
“因为他们来自一线，最清楚实际困难。”
杨平说，“也许我们应该调整培训模式，不仅是教他们怎么做，还要激发他们思考如何做得更好，k疗法模式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尝试，应该让他参与进来，成为主体，不断变革。”
“我同意。”
黄佳才说，“我建议在训练营最后一个月，增加创新实践项目。
学员们分组，针对自己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问题，设计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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