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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把她辞退，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没结清。
她坐在我对面，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问她有没有想过申请仲裁，她说不知道可以申请——她以前觉得被辞退是自己的错，是自己工作不够努力。
后来她拿到了全额赔偿和工资补发，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可以被随便欺负的人。
我把这条消息截图保存在手机里，每次遇到难打的案子就翻出来看一眼。
我说我为她感到骄傲，不是因为我帮她打赢了官司，是因为她开始觉得自己配得上‘不被欺负’这个权利。
那是她途工作室接的第一个案子，也是我在花坊设免费咨询点的初衷——不是每个人都请得起律师，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
陈记者在采访本上快速记录，又追问了几个问题——从哺乳期辞退的赔偿标准到孕期降薪的证据收集、从职场性骚扰的认定条件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常见类型。
傅绥尔逐条回答，不时引用具体的法条编号和典型案例。
她的语速不快，但条理很清楚，和她每次在仲裁庭上做最后陈述时一模一样——不煽情，只陈述法条和证据。
她还提到去年给一位被家暴多年的女士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来何秀兰在庇护所住了好几周之后通过社工介绍在社区食堂找到一份帮厨的工作，学面点，每天切菜揉面，最近正在准备参加面点师技能培训的结业考核。
“她上次来花坊时还带了她儿子送给她的小笔记本，上面写着‘妈，你也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她说她现在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再是摸腰上的淤青有没有消退，而是给床头柜上那束洋甘菊换水，然后打开笔记本看儿子写的那行字。”
下午拍普法手册的寄送流程。
傅绥尔坐在她途工作室的办公桌前，面前堆着厚厚一叠快递单和感谢卡。
她逐张核对手册的赠阅申请地址——有各地妇联、社区服务中心、乡镇文化站、学校图书室，还有个人申请者。
她拿起其中一张申请表给陈记者看：申请人是一个贵州乡镇中学的女教师，她在申请表上写了一段话——“这些女孩大多数初中毕业后就要外出打工，她们不知道自己在职场上有什么权利。
希望能让她们在离开学校之前，至少知道被欺负了可以告。”
傅绥尔说这张申请表她一直放在抽屉里，每次加班到很晚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一眼。
“那些工工整整的字迹像是种在纸上的种子，隔着千山万水也能长出来。”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做的事很了不起？”
陈记者问。
傅绥尔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茶杯边缘轻轻转了一圈。
“了不起的不是我。
是那些被打了很多次终于决定走出来的女人，是那些被降薪后以为是自己不够好、后来才知道是公司违法的人，是那些拿到手册后在阅览架旁边蹲着看了很久然后小心折好放回原位的女工。
我只是坐在花坊靠窗的桌子前，把她们应得的权利告诉她们。
以前在金融圈做项目，做完了就是一个数字——业绩涨了几个点、客户签了几年约、年终奖多了几个零。
现在做的这些事很难量化——你帮一个女孩拿回被克扣的工资，她的人生不会因此翻天覆地，但她知道自己被欺负了不是自己的错。
这种变化，你说它大不大？我觉得很大。”
陈记者在采访本上快速记录，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轻响。
她抬起头看了傅绥尔一眼，说这句话她一定写进报道里。
她又问傅绥尔有没有想过扩大规模、转型社会企业、或者和其他公益机构合作。
傅绥尔说想过，但目前还是想先把现有的服务做好——咨询点、线上后台、普法手册的赠阅网络这三块已经够她和同事们忙的了，盲目扩张反而容易稀释服务质量。
小杨在旁边补充，说她最近在整理线上咨询的常见问题合集，准备更新到后台自动回复里，这样可以提高咨询效率，把更多时间留给需要深入沟通的个案。
她说完把一叠感谢卡对齐装进信封里，动作很轻，像是在放什么珍贵的东西。
采访在傍晚时分结束。
陈记者合上采访本，说报道预计下个月刊发，篇幅会比较大，不只是傅绥尔一个人的专访，还会配上花坊咨询点、工作室和手册寄送流程的照片，作为“小而有力的公益实践”
系列报道的开篇。
她在采访本上记了好几十页笔记，录音笔里存了好几个小时的素材。
临走前她在花坊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收银台旁边那排手绘的宣传卡片，说这些卡片本身就是故事——不是那种宏大叙事里的故事，是那种在收银台旁边、在社区服务中心的柜台上、在一个又一个手提袋里被反复折叠又展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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