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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分散安置的隐患，还是集中管理的风险，都令人头痛。
不过，若在此时简单地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来概括高丽人，其实并不完全准确。
要理解高丽王为何如此听从元廷命令，柳濯等人又为何如此“忠诚”
于元廷，就必须深入了解蒙元与高丽之间特殊的宗藩关系。
蒙元对高丽的征服与控制，始于大蒙古国时期（国号就是“大蒙古”
，无年号）。
金国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蒙古人以“讨伐流窜至高丽的契丹遗民”
为借口，对高丽发动了大规模征伐。
高丽立国于华夏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18年），至今已享国四百余年，并非没有经历过风雨。
它曾成功抵御过契丹辽国和崛起初期女真势力（当时尚未建立金国）的多次入侵。
凭借国内崎岖多山的地形，以及军民百折不挠的抵抗意志，硬是拖得这两个处于上升期的强大政权苦不堪言，最终不得不承认高丽王国与其政权并立的现实。
面对蒙古人的征讨，高丽人一度采取“迁都避战”
的策略，甚至躲到海上继续对抗，试图重演过去几百年的故事，拖垮这个新对手。
然而，他们这次面对的是蒙古人，对征服拥有近乎无尽的欲望和可怕的韧性。
一次征伐未能彻底征服？那就再来一次！
这场残酷的征服与反征服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四十年之久！
蒙古人前后发动了六次大规模征伐，铁蹄一次次蹂躏高丽国土，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
直到高丽国力耗尽，民生凋敝，再也无法支撑这场不对称的战争，高丽王室才被迫放弃抵抗，向蒙古人称臣纳贡。
忽必烈建立大元后，在大蒙古国武力征服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蒙元与高丽的宗藩关系。
他强迫高丽国王娶蒙元大长公主为王后，以此定下两国的“舅甥”
之名。
这等看似亲厚的联姻背后，实则隐藏着极其深远的政治算计——通过掌控高丽国王的后宫，进而操纵高丽王位的继承，从根源上加强对这个韧性极强的藩属国掌控。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廷以筹备第二次跨海东征日本为由，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征东行省。
征东行省与其他元朝本土的行省不同，其治所直接设在高丽国都，并以高丽王王睶兼任征东行省尚书左丞相。
此举名义上是方便协调征日事宜，实则是在高丽原有的国家行政体系之上，强行楔入了一套元朝的官僚和监督系统，进一步强化了对高丽内政外交的控制。
到了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元成宗更是以高丽王“擅改礼仪、有违藩制”
为借口，直接派遣蒙古贵族官员出任征东行省平章政事这一要职。
这一任命，事实上架空了高丽王的权力，几乎等同于剥夺了高丽国自身的治理权，使其彻底沦为元朝的一个特殊行政区。
虽然十一年后，元武宗即位后，为了缓和国内外矛盾，撤回了在高丽的蒙古平章政事，恢复了“以高丽国王为丞相”
的旧制，给予高丽一定的自治空间。
但纵观蒙元这些年来对高丽的政策，无论细节如何微调，“严密控制”
与“逐步消化”
的大战略方向始终没有改变。
高丽在经济（需向元朝缴纳巨额岁贡）、外交（一切对外交往需经元朝批准）、军事（元朝可随意征调高丽军队出征）、政治（高丽王继位需元朝册封，重要官职任命受元朝影响）等方面，都已丧失了独立性，被蒙元牢牢掌控。
正因如此，元廷发出的一纸诏令，高丽王王颛即便内心万般不愿，也只能倾尽国内本就紧张的国力，又是派兵又是输送粮草，丝毫不敢违逆，生怕招致宗主国的雷霆之怒。
而柳濯之所以年纪轻轻，便能跻身高丽重臣之列，执掌京畿兵马大权，除了其个人能力之外，更离不开他的家庭出身和两国特殊的宗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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