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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1982年，我十六岁。
那时候文学正热，我受大环境感染，也加上自己内心青春期的冲动，初涉文学路，信笔涂鸦。
买了两本文学宝典，一本是《文学的基本原理》，一本是《文学概论》，已经忘了是在哪一本上写着恩格斯的话：“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
记住了这句话，这两本厚厚的书，就让我记住了这一句话。
但我并没有理解这句话，一点也没有理解，记住是因为它简单、明确、上口。
我于1986年发表处女作，陆续发表作品。
最初的几篇《小百合》、《哦，傻样儿》、《风景》、《有一个女孩叫星竹》、《画眉》等，得到了业界和一些关注我的文学前辈、老师们的好评，也颇受读者青睐。
那时候“心灵需求”
是我创作的动力，也许是因为我的创作起步于少年，年龄的关系，心灵中所要表达的自然是少年的情感和心事，写出来就大多是属于儿童文学，同时我的创作又来源于对心灵的表达，所以我又是从一开始就是把儿童文学更多地做为文学来看待。
但我其实那时候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写”
，完全是凭着自己内心的自然感觉在写，是“懵懂着前行”
，只是因为自发的契合了生活的“本质真实”
，才幸运的没有背离文学的正途。
年岁渐渐的大起来，对生活的体验更丰富了，也有了更深更全面的思索，近几年我写出了不同于自己以往风格的作品：《朋友》、《我们谁会当叛徒》等。
在这些作品中，我力图写出生活深层和人性深处更为“本质的真实”
。
在写作过程中，我越来越坚定地认识到：好文学源于生活。
《我们谁会当叛徒》同样让我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我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智商有问题，比较傻，当时我们几个男生都欺负他，大约在一两个月的时间段里，我们几乎每天下了课都要有7、8个男孩子来围着打这个傻子，这个傻子其实他当时年龄比我们大3、4岁，他很有力量，但是因为傻，不知道反抗，而且我们人多，几乎每个课间都打他，围着打，这段时间我记忆非常深刻，在那段时间我连上课都很兴奋，不是兴奋地听课，而是兴奋的等着下课以后围打傻子。
记忆虽然深刻，但不是每时每刻都想到他，这个傻子念到4年级就辍学了，时间长了我就把他忘了。
后来当我成年以后，大概在我3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我穿的干干净净到乡下田野里散步，忽然看着对面走来一个人，穿的很破很破，扛着一个鞭子，后面跟着一群很邋遢的羊，傻呵呵的走过来，我一看，就是我那个同学。
当时我想跟他上去打招呼，但是我想他肯定不认识我了，我缺乏勇气面对他，只是注视着他远去了。
但是从那以后我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老是想起他，每次想起他，我就想起我小时候那一段围打他的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都不能平静。
后来正是这种内疚、这种回忆，让我写了这篇小说，里面写的就是几个男孩子在一块玩，其中有一个孩子，他不是傻子，但也是一个弱势的孩子，因为他父亲被打成了叛徒。
所以他在我们的小伙伴当中是很弱势的。
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说谁会当叛徒，谁不会当叛徒，这个弱势的孩子说他也不会当叛徒。
就这一点让我们不能同意，因为他父亲是叛徒，因此大家用了很残忍的计谋，用鞭子来抽这个孩子，折磨他，说如果你能经受得起我们的拷打，我们就承认你不是叛徒，后来这个孩子为了不当叛徒宁可接受拷打，结局很悲惨，后来他被我们打死了。
情节是虚构的，内心的感觉是真实的，契合“本质真实”
。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做为一个写作者，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是沉淀在心底的往事，是沉淀在心底的愧疚，是想给读者看生活中一个真实的角落。
当然，它来源于生活。
至于说到这篇作品的意义，很明显，是想提起警诫，告诉现在的孩子们：这样做是错的，你们不要这样做。
就像《安妮日记》，这部真实到淋漓的作品，它告诉人类要远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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