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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或许也是缺点，是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
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
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广州之后只有三个月工夫，我便参加了北伐。
那时达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长职务便只好交给王独清代理。
假使达夫是在广州的话，我毫无疑问是要交给他的。
这以后我一直在前方，广州的情形我不知道。
达夫是怎样早离开了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又怎样和朋友们生出意见闹到脱离创造社，详细的情形我都不知道。
在他宣告脱离创造社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断绝了交往，他有时甚至骂过我是“官僚”
。
但我这个“官僚”
没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后来达夫对于我是恢复了他的谅解的。
一九二八年二月到日本去亡命，这之后一年光景，创造社被封锁。
亡命足足十年，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
在这期间的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
我只知道他和王映霞女士结了婚，创作似乎并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
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上看见过一段消息，说暨南大学打算聘达夫任教授，而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所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
我感受着异常的惊讶。
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一九三六年）的岁暮，达夫忽然到了日本东京，而且到我的寓所来访问。
我们又把当年的友情完全恢复了。
他那时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负了什么使命到东京的，我已经不记忆了。
他那时也还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国去游历。
就因为他来，我还叨陪着和东京的文人学士们周旋了几天。
次年的五月，达夫有电报给我，说当局有意召我回国，但以后也没有下文。
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得到大使馆方面的谅解和暗助，冒险回国。
行前曾有电通知达夫，在七月十七日到上海的一天，达夫还从福建赶来，在码头上迎接着我。
他那时对于当局的意态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没有恢复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个人留在上海，达夫又回福建去了。
一九三八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我又参加了工作。
我推荐了达夫为设计委员，达夫挈眷来武汉。
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
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解过。
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
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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