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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列传》里面我发现一句话，所有的古代注家差不多完全是错误了的。
那本是一句极简单的话，但在传中是极重要的一个文字上的关键，假使讲错了，那全盘的文字便通不过去。
但是古时候的人一方面讲错，一方面拼命地极口赞颂那篇文章，我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真是觉得好笑。
太史公的《伯夷列传》那决不是在替伯夷作传，那篇文章完全是一种论说体，伯夷的传只是那文中的一个插话。
那篇文章的主要眼目是在论身后名的能传与否的因数。
许由、卞随、务光，与伯夷、叔齐一样，是让天下而不受的，但是何以伯夷、叔齐得以传于后世，而许由、务光之伦不传？这便是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三代以后重儒，三代以前的人能传与否要看儒家称道他与否。
对于伯夷、叔齐，孔二先生是极力称道的，所以他们便得传于后世。
然而与夷、齐同样高洁的许由、务光等等，何以在儒家的六艺里面不见记载，而孔二先生也不见称赞呢？要说都是莫须有的人，但是许由的坟分明在箕山上，太史公（或者是他的父亲），都是亲眼看见过的。
许由、务光的思想和生活是一种超现实的，所以见称于道家而不见称于儒家。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谓“从吾所好”
。
这是人的因数。
许由、务光生在唐虞盛世（古来的传说是这样），因此不甚稀奇；伯夷、叔齐是生在天下散乱的时候，所以特别出众。
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
，所谓“举世混浊清士乃见”
。
这是时的因数。
有了这两个因数便可以知道夷、齐何以能传，由、光何以不传。
虽然他隐隐约约地在骂孔二先生有点畸重畸轻，但他不敢直说出口来，只是细细地分析出了上项的原因，便总括一句，“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
——这就是对于上文的“夫孔子叙列古之仁圣贤人若伯夷、吴太伯之伦详矣，以余所闻，由、光谊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的答案。
“彼”
是指的伯夷、吴太伯，“此”
是指的由、光。
这在文脉上十分明晰，但因为在这一问一答的中间插进了一段伯夷、叔齐的传说在里面，这把古今来的注疏家、批评家便完全弄昏迷了。
他们都解释为“其重道义，其轻富贵”
。
这真是有点滑天下之大稽。
那传末落尾的两句：所谓“岩壑之士趋舍有时”
，这是把“时”
字的因数点醒了出来；又有所谓“后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乌能施于后世”
，这所点醒的是“人”
字的因数。
他如“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
的“此类”
，所指的也就是许由、务光了。
年假过后回到学堂里去，前学期的成绩公然还是第二，这更增加了自己的自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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