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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是有汽车的，但他的汽车先送了家眷。
他原来的预定是率领残余的部员全部坐船。
船是太古公司的一只小火轮，已经最后一次开往上游去了，目的地是宜昌。
但由市政府、政治部、国际宣传处和其他的机关，联合出了重价包了它，要它开到沙市之后，便把乘客卸下，中途折返。
船回武汉时是二十三日的下午，准备在二十四日夜间再最后一次撤离武汉。
然而我们政治部里却起了一个小小的波折。
事情是这样：本来决定坐船的贺衷寒，临时生了变动，怎么也不肯坐船。
贺衷寒是党国要人，他要顾惜生命是可以理解的，而奇妙的是残留的部员们一听说秘书长不坐船，便像一群小孩子失掉了大人带领的一样，全部哗噪了起来。
——秘书长不坐船，我们也不坐船！
——秘书长怕危险，我们就不怕危险？
——秘书长的命值钱，我们的命就不值钱吗？……
为了这件事，竟使副部长召开了一次“四巨头会议”
，商量解决的办法。
贺衷寒倒很坦白，他不仅坚持自己不坐船，而且主张大家都不坐船。
他说：他的小汽车已经叫人由长沙开回来了。
坐船实在很危险，遇炸无法可逃。
坐车虽然也一样危险，但是还有可逃之路。
这点道理谁都是知道的。
但事到临危，哪里去找车子呢？不仅人须撤退，而且还有些笨重的公物。
问题的解决倒很简单，愈之和我答应改来坐船，以安定人心，把我的小汽车留下来，让给贺衷寒的随从秘书易来安坐。
——这部车子，在逃难途中，倒救了白崇禧的命。
白崇禧在汉宜公路上逃命的时候，一部小汽车和一部指挥车都抛了锚，结果是把两部车子丢了，挤掉了易来安（大概挤到贺衷寒的车子上去了），改坐了我的车子。
这是周公后来告诉我的。
汉宜公路上的狼狈情形，可惜我们失掉了观光的机会。
三 昧着良心
二十四日，照例还是到三井洋行办公。
在这一天的清早我替《扫**报》写了一篇准备明天见报的最后的社论。
当时武汉的报都先后转移阵地，停刊了，就只有《新华日报》和《扫**报》准备出到最后一天为止。
这都是周公的意见。
《新华日报》是中共机关报自然没有问题；《扫**报》在形式上隶属于政治部，也得服从副部长的命令。
要出到最后为止当然要牺牲一部分的机器和铅字，但为了表示中国人的不屈服，这牺牲是不能放在打算里面的。
何况在当时机器和铅字也没有办法运走！
因此，倒给了《扫**报》一个光荣的报国机会。
这个最反动的报纸，从它的创刊一直到改名为《和平日报》的今日，值得夸奖的表现恐怕就只有这么一次。
这个最反动的报纸在平时是不欢迎我们的文字的，意识稍微清楚一点的人谁也不愿意替它写东西。
但在这光荣表现的一次上，却连写社论的人都跑光了，乐得我来承乏。
其实贺衷寒也尽可以写的，想来是静不下来，不能执笔了。
虽然承乏地写了一篇《武汉永远是我们的》（这篇文字收录在《羽书集》里面），在我却并不是怎样光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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