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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太无先见之明，而太不以前事为师了。
怎么说太无先见之明呢？散布在五战区的各种文化人的组织，后来不久便先后被迫解散或转移，如像臧克家、姚雪垠那样的人都不能够呆下去了。
那样的法西斯二等头目能够望他们重视文化吗？
怎么说太不以前事为师？北伐时，当革命初被出卖的时候，我在安庆曾劝说过这位二等头目声讨出卖革命者蒋介石，他装醉，马虎过去了。
到后来清党的时候，他清得比任何人还要彻底。
这些往事我怎么那样的健忘？
人真是容易发生幻想的动物，而幻想更偏爱这个二等头目，大约貌似忠厚，便是他的唯一可取之处吧？我希望今天还在发生幻想的人们早一点像我一样自感惭愧。
三 两件珍品
在这儿想补叙一件事。
我们在干对敌宣传，印了无数的日本文宣传品，而且当武汉要撤守时，我们还把一套日文铅字亲自送到五战区来做了礼品，那么这些日文铅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大家都知道，在抗战胜利后党老爷们是大大地发过劫收财的，但其实在抗战开始时便已经有人发过了。
汉口是有日本租界的，抗战发生，日本人撤走，剩下的房廊财物自然便被劫收了。
不过劫收的人是手高眼低，有好些很可宝贵的东西，他们却没有要。
就因为这样，我们到武汉虽然很迟，而日本人的《汉口每日新闻》的印刷机和日文铅字，却是原封未动。
日本领事馆的档案和图书，也是原封未动的。
我得到这个消息还是在三厅未开锣之前，便向陈诚建议，才由总务厅去把这些东西接收保管了起来；三厅开锣之后便移交给我们了。
就这样，一套完整的印刷机和日文铅字，便成为我们的对敌宣传的武器了。
比这更值得夸耀的，认真说，倒是那些日文的排字工友们。
他们在艰难的日子中保存了机器，保存了铅字，而且还参加了对敌工作。
有几位更跟着我们撤退，经过长沙、衡山而到桂林，在桂林还工作了一段时期才分了手的。
这热诚，难道又不是可歌可泣的吗？
在总务厅未去接收之前，工友们是自己吃自己的。
在总务厅去接收了之后，照顾得也很不周到。
有一位工头主要也就为了生活艰难，受了国际宣传处的买贿，把铅字的铜模盗卖了。
这到后来很妨害了我们的工作：当我们的铅字减少而用淤了时，屡向国宣处借用铜模，总借不到。
党老爷们的德政是一言难尽的。
顺便让我提到那从日本领事馆接收过来的档案吧。
那在别种意义上是很可宝贵的资料。
门类多，方面广，很多是日本的情报员由各地所送来的消息。
其中也有些相当高级的情报员，例如现任青岛市市长某（这人的姓名我现在怎么也想不出，倒无心故意替他隐讳）是日本帝国大学出身，曾在日本人经营的南浔铁路上服务，他就不断地打了不少的关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
这些情报，我曾经抄录了来送给陈诚，要他向当局人提醒，对于这样的人应加以注意。
现在想起来，我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
这其实有什么稀奇呢？那时候汪精卫在做国民党的副总裁，周佛海在长宣传部，陈公博、曾仲鸣等一切低调俱乐部的人都还健在。
那些不都是日本的高等情报员吗？就是“最高”
的周围又何尝没有这样的人？在抗战期间，他的一举一动敌人无不了如指掌。
那不就是很明显的证据吗？事实上这也就是所谓“曲线救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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