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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贺衷寒系统的人，在前方打狗吃，臭名昭著。
“二十四日敌机袭宋埠，弹落隐身处约二十公尺。
与在此地工作的演剧队第四、六队队员帮忙救伤。
演剧六队中牺牲了一位同志。
“二十五日赴长官司令部交涉车辆回武汉，又遇敌机轰炸。
“二十六日天未明离宋埠回汉口，到达时尚在晨光曦微中。”
这手记虽然很简略，但确实是最难得的资料。
（我要告诉读者，我这回忆录差不多是完全凭着回忆在写，连当时的报纸都无法弄到一份。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往北战场的朋友们确实到过最前线的，看情形似乎司令长官的指挥所也移在浠水最前线了。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教授广西军日语喊话”
，这项工作即使不是出于五战区前线负责者的要求，至少是得到了他们的允许。
这是不可以等闲视的。
对敌宣传在战争中应该是很重要的中心工作。
我们主要负着这项工作的责任，虽然没有什么人来同我们竞争，但总得不到充分的配合。
我们对于这项工作是规定了这样的步骤的：一，研究敌情；二，指导各级工作并制作宣传品；三，教育俘虏；四，组织日本士兵反战。
但这些工作在武汉时期所做到的非常有限。
我们编印了《对敌宣传须知》、《对敌宣传标语口号集》，分发各级政工人员。
此外还印制了无数的标语、传单、六种彩色通行证（叶浅予、梁白波作画），每种有四五百万份。
然而必须和我们配合的机关是可以把你气死的。
首先是航空委员会不负责任，很少用飞机散发；其次是后勤部不负责任，囤积起来不肯运往前方；再其次是前方不负责任，有的用来糊房壁，有的任意扔掉。
曾经有人从前方拾得几大捆回来，交还我们。
俘虏更是无法接近的。
俘虏归军政部管辖，我们曾经建议过多少次，想组织小规模的战地收容所，以便开展工作，但都遭了批驳。
“台儿庄胜利”
的时候，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徐培根曾来电话，说将有大批俘虏过境，要我们准备宣传。
为此曾动员了漫画宣传队赶了一个夜工，第二天到大智门车站去张贴。
结果连一个俘虏也没有看到。
俘虏自然也是有的，被囚在常德和西安两地，和我们相隔得太远。
武汉撤退前，我们只分别派人去视察过一次。
鹿地亘和廖体仁到过常德，鹿地还写了一本《和平村记》，后来在桂林的《救亡日报》上连载了。
至于从常德俘虏中抽选了一部分出来组织“反战同盟”
，那更是到了重庆以后的工作了。
乃超是对敌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到了一次前方，在慰劳之外还照顾到了他的本位工作。
他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五战区对于对敌工作还相当认真，浠水前线确曾看见有我们日文传单散发在阵地上，只可惜散得过早了一点。
乃超的这次所见，和我前一次赴宋埠时所见到的那位俘虏，从身上搜出了通行证来的，倒可以说是得到实质的印证了。
三 到阳新
我是参加了南战场慰劳团的，但我的出发却要早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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