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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队四队的成立要比抗宣四队更迟，我只记得在武汉撤退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毕业，沿途跟着三厅走，在长沙和衡阳等地都还在受训。
放映队的组织比较困难，因为它至少须得有一架放映机和可以放映的影片，这些都多少要涉及一点专门的技术。
而且放映机万一有了毛病，工作便会停顿。
因此他们后来只能在陪都附近工作，所发挥的效能没有抗宣和抗剧那样广泛。
这四队主要是郑用之负责组织的，我只记得总队长是欧阳齐修（翰笙的从弟），其他各队的队长我不记得了。
队员是由考取收录的，和抗宣与抗剧的性质不大一致。
但从这些队员中大约也培植了些电影工作人员出来。
郑用之是以六处二科科长兼任着中国制片厂的厂长的，中制无宁是他的主职。
那时设在汉口北郊的杨森花园，原是行营政训处的附属机构，由我们接收了。
但我们的接收只是关于业务的一方面，而没有过问它的财政经营；那一方面我们让陈诚的直属——总务厅去和贺衷寒相碰去了。
中制在抗战初期是有成绩的。
那儿无论在编剧、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方面，都集中了不少的人才。
那些人差不多都是电影界的精华，而他们也都是受着极菲薄的待遇，专诚为抗战服务的。
就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才有胆量，接受中制的业务督导。
公平地说，中制的影片如《热血忠魂》、《保家乡》和《抗战特辑》，的确是发挥过教育宣传的力量。
抗战开始时，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
，它曾派员去特摄。
为了摄制阳翰笙的《塞上风云》，更曾派遣大队演员和工作人员由导演应云卫率领到榆林去，途中经过延安。
它和中央宣传部所管辖的中央摄影场比起来，要勇敢得多，而且活跃得多。
但凡是稍有可取的东西，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都是坏的。
像郑用之那样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员，和贺衷寒接近的人，主要就为了经济上的磨擦，和陈诚搞不通，和后任的张治中也搞不通。
在重庆时还被张治中抓去关了一年，中制被搞得一塌糊涂，已经是无声有臭了。
（请注意：并不是无声无臭！
）
六 衡山先遣队
在当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计划，万一武汉撤守，准备把衡山当作为抗战的大本营。
因此，当武汉开始疏散的时候，政治部便决定把一部分人预先撤退到衡山去，三厅自然也不能例外。
三厅派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各处各科的人都有，是由杜守素率领前去，而同时把孩子剧团也一道带去了。
杜守素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平常称之为杜老。
他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出身，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博士的高足，要早我四期。
抗战前在上海被反动派抓去坐过几年牢，抗战开始前才得到自由。
当淞沪战役时，张发奎担任右翼军指挥，坐镇浦东，要求我们替他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队，由钱亦石任队长，杜老曾任科长，亦石不久病死了，杜老便选升为队长。
他在战区里奔波了好几个月才加入了三厅。
现在我们又要委屈他带着先遣队到衡山去了。
是的，的确不能不说是“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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