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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谁能够抹杀这两位的成绩呢？
请想想看吧，他们用二十万元外汇采办的东西，到了重庆，时价已经要值五百多万了。
连张厉生都非常高兴，把这件事情向“领袖”
报过功，而且在军事委员会的会报上作为政治部的工作夸过大嘴的。
请想想看吧，那些珍贵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后来是分成了十一份，十个战区各一份，陈诚替他在恩施办的联合中学要了一份去。
各战区的是由一九四〇年南北两慰劳团带去的。
那究竟安慰了多少战士？
请想想看吧，抗战中各机关在香港采办的物资，堆积在香港不知腐烂了多少，堆积在海防不知腐烂了多少，堆积在昆明更不知腐烂了多少！
然而阳、程二位所采办的物品却确实地到了重庆，而且确实地到了战区。
这假如不能算是功劳，至少总不能算是罪过吧？——嘿嘿，然而妙处就在这里，恰恰是认真办事的人，就是值得怀疑的“坏分子”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尺度。
阳、程两位是太认真了。
假使聪明得一点，索性把那些东西吃掉，或者转一个手，或者在昆明什么地方开它一个西药店，我敢于保证：他们一定是获得了双份“胜利奖章”
的。
不管怎样，我敢于向武汉的爱国市民们说出这样的一句：你们的血汗钱并没有白费。
三 战地文化服务
当时的战地最感迫切需要的是两种东西，一种是伤病缺乏医药，另一种是精神缺乏粮食。
前一种我们让慰劳总会经办了，后一种是须得另想办法的。
不仅一般的书报，狭义的所谓精神食粮不能到达前方，就是一般的宣传品也大成问题。
照道理说，这应该是后方勤务部主办的。
再说小一点，也应该由政治部的总务厅主办。
然而它们却偏偏不办。
它们所要照顾的是腰包，而不是脑袋呀！
没有人办吗？正好，就让我们来承担吧。
因此在一次的宣传会报上，我便提议了组织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把一切精神食粮和宣传品，设法运到前方，并推荐何公敢来主持这项工作。
何公敢是隶属三厅的设计委员，他有事务才干，三厅的几次预算，都是他领导编成的。
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过发行的工作，他是国民党所能放心的人，请他来主持战地文化服务处，那是不会有问题的。
结果，我的提议果然得到通过。
战地文化服务处成立了，在形式上虽是各机关合办的，而在事实上是隶属于三厅。
三厅派去参加这个机构的人相当多，有卢广声、宗君仁、管长原等。
还有很多是外来投效的青年，待遇非常菲薄，均甘之如饴。
这可要算是武汉时代的一种特色，大凡由各地来的流亡青年，都踊跃参加救亡工作，而以待遇菲薄为荣，愈菲薄才愈荣耀。
武汉时期一过，这种情绪便逐渐消失了。
战文处在汉口设有总站，在长沙、桂林、上饶、西安等处均设有分站，成立以后确实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公私机关的宣传印刷品，可以达到前线而且妥为分配了。
尤其在武汉撤守、总站辗转移至重庆以后，战区广泛，而交通阻隔，工作已经十分困难了，但因为我们有十来辆卡车（有十辆是翰笙由香港运回，有二辆是武汉撤退时购买的），组成了一个交通队，定期分走南北，把这困难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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