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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方面的朋友不断的有函电来催促，有的是劝勉，有的是严词责备。
陈诚也有几次简短的电报来，还通过黄琪翔和其他的人，表示了他一定要请我回去，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
甚至于这样说：要等我回去，三厅才开始组织。
假如我不回去，三厅就尽它虚悬在那儿。
黄琪翔在传述这些意见之外，不断地来过好几次信，他的措词有时候严烈到这样：你假如要再开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当成朋友了。
将来的历史也不会容恕你的！
但是，一切的工作果能有推动的希望吗？南京、上海的情形可不必说了，广州、武汉的情形也可不必说了，眼前的长沙又是怎样呢？一切不都是同样地包而不办，办而无法，而且还在粉饰太平吗？
那时的湖南主席是张治中，和平教会的晏阳初正搅得火热。
他们要办什么乡村教育，设什么模范县。
我自己实在叨光得很，有一晚是在主席官邸的夜宴上同席，就由于张的介绍，才第一次和我们贵同乡见面。
想不到那位寡白得有点像尼姑的“川老鼠”
，他竟有那样大的抱负：他能改良农材，使湖南的老百姓们都穿上皮鞋！
可惜日本人也太爱开玩笑，时而也要开几架飞机来空袭空袭这个太平盛世的桃源。
最初一次（大概是二月十号）炸了长沙车站，等飞机跑了，房子烧了，然后才放出警报。
自从有了这一次的“马后屁”
之后，长沙也就开始“积极防空”
起来了。
每条街上在街边隔不十来家铺面便建立一座“防空室”
。
那是用木板建筑的，可有一人高，在顶上堆一层沙袋。
这样就说是在“防空”
了。
长沙的市民倒给了这些新建筑一个很合理的利用——临时茅房。
还有更悲惨的悲剧逼到眼前来了！
《抗战日报》本身不就是一个悲剧？尽管靠着寿昌和其他的朋友们在那儿苦撑，然而事实上是在干着“无米之炊”
。
白报纸成问题，印刷费成问题，就是同人们的伙食费都是七拼八凑地勉强敷衍的，薪水更是说不上了。
津贴请不到，管制却不请自来。
为了团结，大家都得忍气吞声。
悲剧的最**是出现在我到长沙后的一星期左右。
一位报馆同事的家里就因为生活困难，发生了一件母子自杀的悲剧。
这是谁的罪呢？热诚爱国的文化人不仅被逼得贫病交迫，更甚而家破人亡，这到底是谁的罪呢？
罪犯们都有一双血手，但在这双血手上时时又带上一双白手套。
谁能够安心地去和他们握手？
我的心境，是放在一个不平衡的天秤上的，我实在没有办法控制着它，使它不动**，不再动**。
五 使酒骂座
寿昌的耐性，我实在是佩服。
他的处境应该比我艰难得多，却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来鼓舞我，安慰我。
他号召过长沙文化界为我召集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欢迎会，又时而动员朋友请我吃饭，请我讲演，请我写字，更时而陪我去听湘戏，进咖啡馆，游岳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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