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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待了三天。
三天后的上午，到达了神户。
下船的时候，既无护照须验，也没有行李待查，虽然有新闻记者来探听消息，他们看见吴诚既非知名之士，自然也就很容易滑过了。
我是第一个下船的客人，在码头上很快地便和安娜见了面。
安娜和四个孩子比我早到了半天，落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名叫花屋的小旅馆里面。
她打听到了轮船到码头的时刻，便把孩子们寄放着，到码头来迎接着我。
我们在花屋聚齐，就在当天下午又乘火车往东京。
往东京，落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一九一四年的正月初到日本的时候，在东京学习日本话，费了半年的工夫。
那年的六月，考上了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在学的期间又是一年。
这一年半是我在东京住得最长的时期，以后便被分配到乡下去了。
高等学校的本科三年，是在日本的西部冈山（Okayama）的第六高等里面度过了的。
医科大学是九州岛上福冈市（fukuoka）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在这儿前后住了五年。
东京，在我是比较生疏的地方，我在那儿没有什么朋友，无论中国人或者日本人。
就有，也经过多年的离别，不知道他们的住处了。
我和安娜最初的相遇是在东京，那是一九一六年的暑间，我已经把第六高等的一年级读完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得了肺病，在美国人办的东京的京桥医院里治疗，我趁着暑假，由冈山往东京去看他。
那时候，安娜在那医院里服务。
她本是仙台（Sendai）人，才从教会学校里毕业，到东京想学习产科的。
我们偶然地在那儿会面了，因而相爱，在那年的年底便在冈山同居。
因此，安娜在东京也还没有住上一年，她在东京，一样也是没有朋友的。
她有一位姨母住在横滨，在从事教育工作，但也不好去投奔那门亲戚：因为安娜和我的结合，根本是没有征求过她的家族的同意的。
现在一家人作了亡命客，要到东京，究竟投奔什么地方呢？假使我们有多的钱，落在旅馆里，慢慢再相宅定居，那是不成问题的。
但我们哪有那样多的钱？假使是一个人还好说话，而无奈又是一家六口。
这些早就苦恼过我们，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已经在火车的三等车中颠簸着了，安娜才好像突然得到一个天来的灵感一样，很高兴地告诉我：我们决定去投奔桂毓泰博士的花子夫人的娘家。
花子夫人虽然死了，她和安娜的情谊很深，她的娘家当然是知道我们的。
她的两老还存在，父亲是一位木匠师傅，还有一位年轻的兄弟，在住着庆应义塾的大学部。
那当然是中等以下的人家了，据说在兼营着“贷间”
的副业——把剩余的房间来租给学生，连带着供给食膳，是一种变相的小规模的旅店。
唯其是这样的人家，最好作为我们的投奔的对象，我也很乐意地表示了同意。
斋藤家是在东京西南部的品川区（Hinagawa），接近郊外的地带，我们便在离中心车站的东京驿两个车站前的品川驿下了车。
那只是东京的一个小侧门，大约是三等车站吧，下车的人是寥寥无几的。
下了车，在这里当然是没有一个迎接的人，便雇了一乘“圆托”
——在街头招揽乘客的小汽车（Taxi），一趟大率一圆钱——连人带行李，一直开到斋藤家去。
这样出乎意外的不速之客，却受着了真正是由衷而出的恳切的欢迎。
两位老人都是上了六十岁的年龄了，非常朴素，而且也非常忠厚。
家是东京大地震（一九二三）后新建的，屋顶虽是洋铁皮，倒也还不怎么简陋。
屋前还附了个小小的庭园，有些花木和石凳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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