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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我也过问过创造社本身的业务。
创造社成立出版部，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一日，是由五元一股的青年股东们凑合起来的。
（前一向章靳以先生曾经告诉我，他也是当年的一位小股东。
）成立虽然仅仅一年半光景，因受青年们的爱护，业务的发展蒸蒸日上。
而出版部本身，差不多就是一个文学俱乐部，每顿开饭，连主带客常常是两大圆桌。
但这盛况并不是春和景明的繁花，而是在暴风雨激**中的海燕。
因为我个人的政治关系，在孙传芳统治江苏的时代，它已经几乎遭了封闭；在孙传芳被打倒之后，它是更加危殆了。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
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了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过鲁迅来合作。
鲁迅在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的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
怎样来掩护呢？我当时所拟订的办法是这样：第一是恢复《创造周报》，专以青年为对象；其次是充实《创造月刊》，使它从纯文艺的范围扩展而为综合性的；更其次是发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丛书。
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在这启事上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第二，以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但这计划却不料来了意外的挫折。
我在订这计划的时候，仿吾到日本去了。
我满以为他对于这个计划是会同意的，因为求其速成，我在事前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
而仿吾在日本方面，却又和另外一批朋友，订了一个新的计划，便是要把创造社作为明朗的思想战的基地，要尽力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推阐工作。
这一批朋友便是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
他们是少壮派，气锐非常，革命情绪火热地高涨，就为了推行这一计划，大都临到大学快毕业了，把毕业试验抛弃，陆续先仿吾而回到上海。
两个计划彼此不接头，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在短短的初期，呈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
我主张等仿吾回未，彼此谈好之后，再来一个抉择。
打电报去催仿吾，仿吾也从日本回来了。
他坚决反对《创造周报》的复活，认为《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支持回国朋友们的建议，要出版战斗性的月刊，名叫《抗流》（后来这个名字没有用，是改为了《文化批判》）。
对于和鲁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淡。
到了这样，却是该我自己来抉择自己的态度了。
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要坚持我的主张，照当时的情形看来，创造社便可能分裂。
这是我所极不愿意的。
并且我不久便要出国，仿吾对于将来的创造社要负更多的责任，照着他所乐意的计划进行，精神上必然更加愉快而收到更大的效率。
更何况新的主张，虽然危险得一点，说不定是更合理的办法，没有经过实验，我也不好凭空反对，因此我也就退让了。
这些事情的酝酿和进行，大约就在十一月那一个月里面，而我的退让，就表现在专心整理《浮士德》的那个期间，那是十一月的下旬。
我的第一部译后记里面保存着了这个日期，那儿记着“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改译竣”
，文中也明明说到“自着手以来仅仅只有十天的工夫”
。
出国的行期一天一天地迫促了，虽不能决定在哪一天，但总不出十二月初旬。
因为要到北国去不能不预备些御寒的服装，于是大人制了皮外套，小人也制了些厚实的大衣。
没有多的钱，像毛袜、毛手套，和围巾之类，不能够买，便只好靠安娜自己用绒线来编打，那真可是把她累煞了。
当时的中苏邦交已经不绝如缕，上海的苏联领事馆曾经被人袭击，苏联的船只剩下最后一只，以备领事馆人员的撤退了。
我们是被允许搭乘这一只船由上海直驶海参威，再经由西比利亚往莫斯科。
船，听说也不敢靠拢码头，只停在吴淞口外，上船时要用小划子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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