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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回到九江是第七师的政治部主任吴缉熙同志送我的。
坐的是总司令部职员的专车。
他们也是逃难，我们也是逃难，但他们是公开地逃难。
我们几个人关在一间公事车里，一点都不敢露头面。
回到九江来才知道中央那时并没有免蒋介石的职。
不但没有免职，而且还任他为第一集团军的总司令，中央所取的策略依然是和他妥协的。
在朱军长处又看到蒋的好几通电报，说是“汪先生（兆铭，精卫）①已抵沪，并且晤谈几次，党务已有办法，不致分裂”
云云。
这更使我们失望。
我们觉得蒋的策略也还是要和中央妥协，他这样一来可以缓和反蒋的空气，而且分散反蒋的战线。
我是三号到九江，当晚又接着邓主任（演达）的一封电报，说是上海方面财政、外交及一切政治工作的进行，指导需人，而我们才滞留江西，使他不胜愕异。
这样一来，我简直是进退维谷了。
在当初我尚未公开反蒋之前，要与蒋虚与委蛇，也还可以勉强敷衍。
但现在既已公开反蒋，我怎么能够再去继续从前的工作呢？我从九江遣辛焕文同志等回武汉的时候已经写过一封信给邓主任，表明了我自己的态度，并且已经申明，我一到九江便要公布蒋的罪状。
而邓主任的来电，却反转责备我，这是使我十分诧异的。
三号的晚上本来有一只英国的商船到上海，遣回武汉的同志中有四个人在船上，到九江来见了我。
我见了辛焕文的信，传达邓主任的意思，仍然是要我火速赴沪。
我也就下了决心到上海去。
但是朱培德军长以及其他的同志们都劝阻我，以为我去是自投罗网，毫无意义。
中央要叫我去，是因为不知道我已经发表了反蒋的文章；我无论如何是应该先回武汉一次，请示行止。
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因此在三号的晚上，也就没有上船。
江西的省政府委员和省党部的筹备员也是三号到九江的。
九江的民众在四号开会欢迎。
四号的上午我替省政府草了一篇宣言，正午的时候，朱培德军长和其他的同志都出去赴欢迎会去了，我一个人留在三军司令部里。
一间宏敞的会客室里面，沿壁都摆着行军床和军用文具。
一架紫檀木的大钟放在正中的桌上，机器坏了，死沉沉地已经失掉了运动的作用。
时间好像是凝固了的一样。
我的寡白的烦闷形成了下面的一段日记：
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
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
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
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
我的路径已经是明了了，只有出于辞职的一途。
始终是一个工具，但好在是被用在正途上的工具。
我当然没有悲愤，结果是我太幼稚了。
别的同志们都还幼稚，多视我为转移，而我自己也太幼稚了。
种种的凑巧与不凑巧凑成了现在的局面。
我好像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抛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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