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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武昌的师范大学有不少的学生，那儿听说是国家主义派的根据地，现在虽然是在暑假期中离开了学校，不久便要开学了，他们是又要转来的，你用怎样的理论来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
这个问题，我在半年以前还没有到广东的时候便曾经思索过的。
因为在上海宣传国家主义的人，如像“醒狮派”
和“孤军派”
，大抵都是我的同学，有过半数和我相识。
我知道他们有好些的确是有爱国热诚的，他们是看到中国的积弱，总想用最良的方法来把中国强盛起来。
他们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谓国家主义。
“醒狮派”
的人很笼统，他们的国家主义只是一种热情，一种声浪，更具体地说，只是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的两个口号。
内的国贼是什么，外的强权是什么，怎样去除，怎样去抗，他们并没有充分的素养来分析。
虽然在曾琦口中也曾经提出过飞机潜航艇政策，但是可怜，他老先生却没有想到飞机和潜航艇不会从天飞下来，从海里浮出来的。
他们对于经济问题还没有睁开眼睛，极简单、极捷近、极可痛心的一个实证，每天呈在眼面前，他们都没有见到，那便是他们的机关报《醒狮》用的正是洋纸！
中国人要效法日本——这是中东之战以来的中国的国是。
自甲午以来中国送到日本去的留学生，没有详细的统计，我想至少总在三四十万以上，就是我们自己便是由这种国是中所产生出的一个世代。
但我们效法的结果是怎样呢？
效法日本其实是间接效法欧美，更具体地说，便是在暗默间想怎样来把中国数千年沉滞着的封建社会转化为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
除派遣留日学生之外，派遣到欧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个总数和留日学生也会是不相上下的。
但那仿效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中国人效法欧美，事实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欧美以前。
举出些简单的例子吧。
日本耶教徒的《圣经》是从汉译本重译过去的。
日本人在明治时代乃至大正时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国邝氏著的《英文熟语辞典》！
然而这个情形在四五十年后恰恰颠倒了，中国人甚至要采用日本人编著的中国史了。
问题的面貌在这儿更加显明了起来，便是日本人效法欧美成了功，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我的答案很简单：日本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为有地大物博的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
欧洲的资本主义侵入东方来，日本是同样受着患害的。
但那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日本岛子，在欧美人看来，比较起中国自然是没有多么大的殖民价值。
因而在资本主义的进军向着中国万箭齐射的时候，日本人便在这短时期内培植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
中国要仿效日本，想在今后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国更好的殖民地来缓和欧美的以及日本的资本主义的进攻，就如像日本有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的一样。
然而这个条件已经是无法具备的了。
中国今后要想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国主义者在火星或者别的星球上发现了广大而有价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这样的意见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之下，对着铁罗尼谈出，他很表示赞成。
他说：“土耳其近年的国权运动的成功也有同样的意义，便是近东问题已经解化成远东问题了。”
——“那是自然，”
铁罗尼说，“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那样，那时又是在掣肘沙皇时代的俄国。
日本假如没有日英同盟的掩护，恐怕它的成功也没有那样的快。
不过根本还是中国做了乌龟。”
乌龟这个表现我起初没有懂到他的用意，觉得有点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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