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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说过是讲不得道理的，这段小小的演说，你如要拿道理来给我讲，那可以说每一句话都不通。
然而，不管那些，大家都是替我喝了彩的。
在行礼毕后，有一位董事拉着我的手说：“你今天的话，讲得最好！”
然而，事实却也真是胜于雄辩。
我尽管在说，心要求其少，要把三十个人打成一片，其实这是比一个人抵得上两万万人的话还要夸张的。
一个人要求其只有一个心，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人数还有三十！
据我所知道的事实说来，那三十个人的同学，也就和其他的三百人或三千人的学校情形一样，至少是分成了三派的。
一派是国家主义者，崇拜圣人曾琦。
此派的领袖是一位宁波学生，他的成绩最好。
我有一次上学生自修室去，在他的书桌上，看见曾传的像是装在玻璃匣里被供奉着的。
一派是非国家主义者，自然也就不崇拜圣人曾琦。
曾琦那时在办《醒狮》周报，虽然仅仅小报一张，所用的洋纸却十分讲究，而且每期都有他的雄文登载着。
学校的规定虽是不谈政治，但圣人所教的国文教材却就是他的《醒狮》。
他每礼拜向各位学生各人奉送一份报，就把自己的文章来当场宣讲。
崇拜他的人，自然是如听纶音，但不崇拜他的在背后也就有些烦言。
也是在自修室里见到的现象，我有一次在一位四川学生的书桌上看见展放着一张《醒狮》，但在曾琦所做的文章上用红水笔批了六个字：“狮子狗儿放屁。”
看来，我们人，倒的确是一种“政治的动物”
（Zoopoliti）。
何以呢？因为除掉了“政治的”
，便只是“动物”
而已。
学生虽然有分派，但也还相安无事。
尤其教职员们，大家是客客气气的。
在食堂后壁正中处，有凹进去的一段地方，开学时是设过礼坛的，平时却设了一架乒乓台。
吃过中饭后，大家都走到那儿去打乒乓消遣，没有先生和学生的区别。
李剑华的乒乓本领，最是助人消化的一种药料了。
剑华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在教职员中人最年轻，身子也矮小轻便，不知怎的，打起乒乓来却那样地要人死活。
他运用球板时，不是运腕，不是运肘，而是运用全身。
他把右手的上膊紧紧地挟着，肘也不动，腕也不动，球来了，便跳动身子去将就。
发球是这样，接球也是这样。
一个球总要打脱三两次，十个球也接不上一次。
打得最好的是由柏林回来的常云湄，和崇拜圣人的那位宁波学生。
李先生一遇着了他们，更是弄得疲于奔命了。
他们故意要摆布他，打得来半个桌面只见球也在跳，人也在跳。
这喜剧倒弄得来颇有悲剧的味道了。
兼课的外来讲师，何鲁、曾倚、方光焘，他们是不参加这种游艺的。
宏实要保持他的校长的尊严也不便参加。
但是校长倒也并不是怎样不通方圆的道学，别种的逢场作戏他也还是喜欢来，而且是来得很热心的。
那时候在上海滩上风行着诗谜，单只大世界一个游戏场里，所设的诗谜摊子就有好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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