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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姐姐要沉痛地放下一个决心，越过她兄弟的死尸，努力变成为我们民族未来的央大克。
但这剧却没有做成功。
这，要怪我太无能力。
由于画鬼容易画人难，我在构想的途中便把方向转换了。
前好些年辰我便想把聂政姐弟的故事写成剧本，名之曰《棠棣之花》。
我也曾经发表过两幕，一幕是收在《女神》里的“聂母墓前”
姐弟的诀别，一幕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濮阳河畔”
聂政与严仲子的邂逅。
落尾还有两三幕，起过好几次稿，但都不能满意，写了又毁了。
那计划遭了停顿，并早决心把它抛弃了。
不料五卅惨案一发生，前面所说的那对现实的“棠棣之花”
却使我这虚拟的故事剧复活了转来。
我便费了两礼拜光景的工夫把那两幕剧的《聂嫈》写出了。
《聂嫈》的写出自己很得意，而尤其得意的是那第一幕里面的盲叟。
那盲目的流浪艺人所吐露出的情绪是我的心理之最深奥处的表白。
但那种心理之得以具象化，却是受了爱尔兰作家约翰沁孤的影响。
爱尔兰文学里面，尤其约翰沁孤的戏曲里面，有一种普遍的情调，很平淡而又很深湛，颇像秋天的黄昏时在洁净的山崖下静静地流泻着的清泉。
日本的旧文艺里面所有的一种“物之哀”
（Mono no aware）颇为相近。
这是有点近于虚无的哀愁，然而在那哀愁的底层却又含蓄有那么深湛的慈爱。
释迦牟尼舍身饲虎的精神，大约便是由那儿发挥出来的。
日本的“物之哀”
大约也就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文学虽充分地被腐杂化而被定型化了，但那里面确有些清湛而深邃东西。
在佛教经典以外的印度文学，我所接触的也有限，但我读过迦梨陀娑的《霞空特罗》，那种翡翠般的有深度的澄明，读起来令人心身上所有的一切窒郁，都要消融了的一样。
我自己在这样感觉着，只有真正地了解得深切的慈悲的人，才能有真切的救世的情绪。
但在救世的方法和悲苦的认识上有所不同。
像佛教的以有生为苦蒂，导人归于寂灭的那种消极的办法，两千年来已经证明是不合实用的。
爱尔兰人有哀愁的文学，而也富于民族解放的英勇精神，谁能说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呢？日本人在还懂得“物之哀”
的时候，他们的国势是蒸蒸日上的。
日俄战争时的名将，乃本希典，他有一首《金州城外》的七绝，我觉得颇足以表示明治维新当时的一些文臣武将的心境：
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风腥新战场。
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这诗，在日本人所做的汉诗里面，要算是字和音雅的一种。
更想到他是指挥作战的武人，而在战胜之余，却做出了这样一首表示着十分深切的哀愁的诗，怎么也要令人肃然生敬。
他之所以能够有叱咤三军的力量，不也就是出于这儿的吗？然而日本人的这种心境，在目前似乎也要费点考古学的工夫才能寻找得到了。
《聂嫈》写成后，我把它同以前发表过的《卓文君》和《王昭君》两篇集合起来，成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交给了还在氤氲中的光华书局。
这书局是沈松泉和张静庐两人合伙搞的，但据我所知，他们所合的伙可以说是干伙。
《没有画的画谱》，因为那样，也就没有译完。
那译稿直到现在都还留存在我的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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