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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我而外的筹备委员们大都是有职业的,他们多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所里任事。
离大学的开办还有相当的时期,闲着的我和我一家人的生活便须设法维持,因此我便决心翻译《资本论》,要求由商务出版,在翻译的期间由商务每月供给我若干生活费。
这个意趣得到了学艺社的朋友们的赞成,尤其在商务编译所任着庶务主任的何公敢,他从东方图书馆中把须得参考的英译本都为我借了出来,他们以为这事是不成问题的,只须在编审会上通过便可以定下契约。
这样一来,计划也就只好终于是计划了。
这事情在现在想起来都不免是一桩遗憾。
不过我也偶尔在这样作想:假使当时我是得到了商务的慨诺,那我的精力,即使不是全部,也会有一大部分,是被用在翻译上的,我定然是被钉在了上海。
一九二六年往广东以及其后的事情便不会发生。
一个人的生活路线,有时可以为外来的偶然的契机所左右,确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小小的真理。
《资本论》的翻译计划既归失败,结局是只好在上海滩上过着卖文生活。
这样写起来,在现在的作家眼里,或许会感觉着不愉快,因为“卖文”
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
否,文章能够卖钱,而且愈能够卖,卖的钱能够愈多,倒要算是作家的荣耀。
但在当时的我却是视为万事失败了所剩下的一条绝路。
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是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
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
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
我自己在那时是经过了这种意识上的革命来的。
开始向商务印书馆卖稿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喀尔美萝姑娘》、《行路难》、《落叶》便连续在《东方杂志》上出现了。
在这些作品之外,也还陆续地卖了不少的译文。
屠格涅夫的《新时代》、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霍普特曼的《异端》、约翰沁孤的《戏曲集》、高斯华绥的《争斗》,都是在这前后一二年间先先后后地化成了面包的。
自己所视以为不大冠冕的事,在抱着同一封建意识的人看来,自然也不大冠冕。
例如已故博士刘半农,他在《语丝》上便挖苦过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比歌德”
。
他把我和闲话家陈西滢,已故诗哲徐志摩,归诸一丘之貉。
据说骂人也是要讲点艺术的,幼稚的人剑拔弩张,阴险的人指桑骂槐,这样的骂适足以表示自己的幼稚或阴险,事实上是成为了向天而唾。
像半农博士的那种骂法,那是可以登诸大雅之堂的了。
在“上海”
下只消加得一个“滩”
字,便深得了春秋笔法。
为什么呢?因为所谓“江湖派”
者本来还是雅名,再通俗得一点,便叫“跑滩匠”
。
在上海“跑滩”
的人而“自比歌德”
——歌德者,德意志的诗圣而曾为限马国之宰相者也——不亦妄乎!
人在落魄的时候,也就如有什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
小小的讥刺可以惨于蜂虿,小小的慰藉可以暖于春阳。
像半农博士的那两句话,其实是很平淡的,但我却记得非常深刻。
这原因自然有一多半是由于我的神经过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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