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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样商议，安那烧好了茶，背着孩子送上了楼来。
我便把仿吾的意思向她说，不消说她立地便答应了。
因为那时候日本的一斗米要管七块钱，两个人一个月至少也要吃十块钱的米。
我还有一件至今想起都还令人愤恨的事，是在六高毕业的时候，曾经到过一次东京，向经理员预支了两个月的官费。
因为转入大学之后，第一学期要缴四十圆学费，又要买参考书。
医科所用的参考书多是德文书，由于欧战的关系，书籍不能输入，就买旧书都要比原价贵到五倍以上。
所以在初入大学时，预支学费便成了一般的通例。
预支时原约定按月摊还，但最可恨的是那时的四川经理员，绰号叫张麻子的，他从八月份起便和我整扣下来。
好在我预支时在七月，是旧额的四十八圆，从八月起增加了官费，所以我在八月底算就仅仅得到二十四圆的增加额。
写信去质问并请求通融，他欺负你是住在乡下的人，给你一个不置答复。
于是便弄得来把买好了的参考书又拿去进当铺，——好在当铺就在楼下——在九月将近一个月中连吃饭都是在节省着的。
谁能料到在这样意外的地方才遇到救星呢？所以当仿吾一提议，我在心里早就喜出望外了。
再向安那说明之后，她也欢喜得几乎流出了眼泪来，她只说，怕的是那老先生不高兴，她是没有不赞成的。
和仿吾同居在一处，我把月前同张资平两人的拟议向他提说过，他也很赞成。
但他觉得人手太不够。
据他的意见，东京的留学生能把中文写通顺的都没有好几个人，更说不上什么文学。
他主张慢慢地征集同志，不要着急。
仿吾和我们同住了两个礼拜的光景，我白天是要进学堂上课的，他和陈老父子、特别是那位管家似乎不很相得，他的生活很有些无聊。
我们劝他回东大去继续学业，他起初很迟疑，以为再当冯妇是可耻的事。
但他也经不起人多口众的劝说，终于决心再往东京。
他动身时是在一天晚上乘的夜车，天气已经渐渐寒冷了下来。
我记得他是披着我的一件披风去的，到了东京之后又邮寄了转来。
陈老所打算就诊的眼科大夫是大西教授。
那是很有怪癖的人，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说，是有点癫性。
他在德国留过十二年的学，在日本的眼科中是数一数二的国手，在日本医学界中也怕是数一数二的怪人。
他的逸话很多。
有一次听说有一位日本的陆军大将或是中将找他疗治眼疾，走进了他的诊察室，向他举手行礼。
他叫着：“把帽子脱了！”
那将军遭了他的叱咤很出意外，但也很倔强地回答了一句：“帝国的军人是不脱帽的。”
大西听了便跳起来，连忙把那将军推出门去，不让他说出第二句话来。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进我诊察室的人不脱帽。”
像这样的逸话在学生中传说着，是真是假虽不得而知，但大家都很怕他。
特别是在他名下的助手，怕他就和怕老虎一样。
因此他那一个教室里，助手是寥寥无几的，但也怕是由于眼科不甚吃香的原故。
陈老来找他，学校里的老同学们为他介绍，但大家都很战战兢兢地深怕触犯了那怪教授的逆鳞。
中国人的旧礼节也是不脱帽的，因此陈老头上的那顶瓜皮小帽，又成为了大家的忧虑的焦点。
那叱咤将军脱帽的一段故事也有人在他面前提说过，意思是要那老先生注意，和大西见面时把瓜皮小帽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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